其次，他也善于根据古人语言习惯、称谓习俗来订讹规过。《仪礼·聘礼》注有：“嫌摈者一一授之”。监杭本以“一一”为“二”，文弨则认定“一一”当为“一二”，因为这符合古人用语习惯，监杭本是偶脱“一”字，而作“一一”者，乃浅人据后世用语习惯妄改⑤。《颜氏家训、风操篇》曰：“自古未见丈人之称施于妇人”。文弨却不以为然。他罗列《论衡》中“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史记索隐》引韦昭注所云“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丈人，谓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博母也，又古诗云：‘三日断五匹，丈人故嫌迟’”等例证明妇人是可以称丈人的。以此例推而求之，他又进一步指出：《史记·聂政传》中“家大人”（或本作“家夫人”）和此条下《正义》所引韦昭上述之语中的“大人”都是“丈人”之讹，为后人不习丈人之称而改。⑥这又收到了举一反三之效。
    可贵的是，在广征博引的同时，他也看到了类书、古注的不尽可据，他说：“大凡昔人缓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不可以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以为是，疑未可也”⑦基于这一点，他在引用类书、古注时，总是经过比较鉴别，然后取义之所长，从不盲目照搬。而在这方面，以专精著称的王念孙却往往过于相信他书，类书，以至被朱一新、杨树达诸先生指为通人之蔽，比起文弨来，就略逊一筹了。
    3.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判定是非
    清代学术所以能以精核见长，是因为其学者治学皆有根柢。这个根柢就是掌握了文字音韵训诂这几门基本学问。清代校勘学的发达也正是以识字辨音明义为钤键的。古书在传刻中出现失真现象，大部分是因形近、音近、义近而致。因此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入手考察致误之由，推求未误之本字，就成为清代校勘家的不二法门。当然只有一流的校勘学家对此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
    文弨的校勘正是以识字为本的。运用这一基本方法，他在校勘中触类旁通，发现并解决了大量古书中的疑误，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其推理有据，论证精核，又使他的结论与原书奄若合符，令人叹服。
    扬雄《太玄经》有“次二测{K19705.JPG}自肥也”。“{K19705.JPG}”与全句语意不合。原校本曰：“{K19705.JPG}疑当作{K19706.JPG}”，但未能判定。文弨根据原书范注“{K19705.JPG}、省”的训诂线索，通过细玩上下文意，又以《释名》“省训为瘦”为依据，推论出训瘦训省的只能是“{K19706.JPG}”，而“{K19705.JPG}”则显然是因与{K19706.JPG}字字形相近而讹。⑧这样从推求原文本义出发，根据形近相讹的一般规律找出形近的替代字，又以字书和古注证成。其推论是合理的，其结论是可信的，虽无其它材料参证，也可断定此说不谬。
    认识到识字对于校勘的重要，文弨在《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中还阐发了很多古今文字异同之例，为后人校读古书提供了极大方便。因为他于此深有造诣，又广征博考以证其说，故所言多为不磨之论。在《钟山札记》卷二，他论“麤”、“粗”二字的区别，先引《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指出二字音义的不同。又举出《春秋繁露》“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略正题目麤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等例证，说明二字在应用上的差别。接着又用有的校者不懂二字差别，妄改“麤”为“粗”致文理不通的实例，说明二字之不可淆混。一字之辨，对浅陋者却可振聋发聩！
    4.推求版式行款，寻求著述义例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但出现了很多夺误衍倒现象，而且往往连版式、行款、篇目也被浅人或书贾妄改，后世以讹传讹，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舛讹愈甚。文弨在研读古书和校勘实践中，深刻认识了原书行款版式对于校勘的重要。因此他十分强调对古书原貌的保存，而谆谆垂诫：“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⑨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如果掌握了古书原来的行款版式，却可以发现并解决很多难以发现、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因为文弨在这方面独具慧眼，掌握了这个诀窍，才使他在校勘学学领域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发现旧本唐宋人诗集中附见他人倡和之作，都是一律平写。如果是他人倡而己和，则置他人诗于前，如他人和己，则置于己作之后，与后来刻诗集者，凡所附他人之诗都低一字而置于后不同。根据这一惯例，他就订正了后人在抄《刘公是集》时，因为不懂古法而误把其弟之诗属公是，公是之诗反被当作其弟之诗而附见的错误。如果文弨没有通过长期校勘实践掌握了古书编排形式的通例，就不可能纠正这一错误。
    寻求著述义例，也是一种从著者立场出发，考察疑误的方法。古人著书都有一定体例，后人细心紬绎，往往参得其详。如果在校书时发现某处与原例不合，那就值得怀疑了，如果对古人著书通例吃得很透，又可以发现很多后人不懂古书体例而妄改的失误之处。这种办法也是清代校勘家的看家本领，文弨对此运用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校《礼记注疏》时，他根据正义经与注依次解之之例，就乙正了“注鬼神至顺德也”一条被移到“礼也至知礼”条后面的错误。他发现“古人为难识及疑似之字作注，往往即他语以相比况。《汉书》注‘鲰音浅鲰、传音亭传。’”即是，而“晋郭璞注《方言》犹然：‘鲰为指鲰，蒉音翡翠，刿音{K19707.JPG}鱼，廛音缠约”。⑩，如果注成鲰音浅鲰之鲰，传音亭传之传，蒍音指撝之撝，问题就不致发生了，可是古人用语习惯省略，后人不解此例就容易因此发生误解。文弨根据这一通例，指出《山海经》注县雍音汲瓮。而误改县名为汲瓮，《汉书》注县名莫{K19708.JPG}音忉怛◆氏音权精，而后人不懂古人此例，误将莫字读成忉音，氏字读成精音的错误。这些误字人们往往习以为然，误传千年以上，文弨一旦正之，其功岂不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