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存门户之见，唯善是从
    在学术上不专主一说，善于吸取他人之长。这是文弨治学的最大优点。也是他在校勘学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文弨的见识是过人的。
    文弨是清代的朴学大师之一，他赞赏江永、惠栋以来对古经古注的开发利用。重视汉人注疏的价值，认为“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谈多古音，故其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11）同时他又主张在判定古人是非的基础上吸取其精华，而不能迷信盲从。他认为“违古而失，泥古亦失”，（12）因此“说经之道，贵于择善而从，不可以专家自囿。”（13）校《仪礼》时，他认识到“郑注是者固多，然亦不能全是”。对于贾疏于郑说“参与前后而不合，证之他经而亦歧者，亦必依违其间，曲为之解”的作法很不赞成，于是“采其确然至当者”而“驳者不具录也。”（14）正因为他能博取诸家之长，而勇于断然弃其非，才使他所校《仪礼》之精善程度远超他人之上。
    对宋儒治学的粗疏和好抒胸臆，他颇为不满，曾举其所见监本《汉书》为例，备责“宋人校勘语，大率浅陋居多。甚有卤莽灭裂，不考原委，不究体势，于本无可疑者而亦疑之，删改凭臆。”（15）然而他又不放弃对宋人学术成果的吸收。著名的古书两排读法之论，就是他对薛季宣、王应麟之说的阐发。
    在思想上文弨对释道是不屑一顾的，在校勘工作中，他却很重视征引二氏之书和对道藏本的利用。他发现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所引小学诸书多有近世所不得见者，即所引说文，亦间或胜于近世版行之本”（16）在文字学和校勘学上均有相当价值。于是不但自己把它作为重要参考书，而且向同人大力推荐。他所谓：“在彼则自为彼教用，而在我亦得取以为吾教用。”（17）集中代表了他善于借鉴的思想。
    卢文弨在校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宋版书之珍贵，曾言：“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18）但他却无佞宋之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好逞臆见而改旧文”。（19）所以在校书过程中，他都是以宋版或旧本为主要参考。而参以其它版本。各本文字出现差异时，他一般是从宋本，但在经过比较参证认为宋版有讹时，他就宁可从后来之本。
    对于前人和时人的校勘成果、校勘意见，他也是广汲兼收，取为我用。正如钱大昕为卢氏《群书拾补》所作序中所云：“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之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他的文集里与人交换校勘意见之文，比比皆是。这种友朋间的切磋交流，对于互相促进是相当有益的。文弨的博取众长。帮助了他在校勘工作中取得更多突破。
    6.求真存疑，戒于臆改
    校勘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即使罗致了众多版本，进行了多方征引，又加以精核的考辨，也不可能使所校完美无缺。正如前贤所言：“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20）文弨对此深有心会，曾慨叹：“扫尘之喻，深历而知其然。”（21）可贵的是他并不知难而退，而是坚持校雠工作的高标准，见误则纠，“期于尽而后止”。在校勘中，他不但广罗众本，精心核辨，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反复推求。就是校过之书，也时时复按，再三校订，往往每得一种新的版本，或得到新的见解，发现新的线索，他都要重校一过。他所校刻之书几乎都经过三校四校，甚至六校七校，方肯付梓。即使刻成之书，他一经发现有误，也要标举出来，附于该书之后。
    昔段玉裁曾论“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令人。”（22）卢文弨是从校订底本之是非，进而校订立说之是非的。对于徐锴《说文系传》的“所解大致微伤于冗，而且随文变易。初无一定之说，牵强证引，不准改窜经典旧文以从之”，他非常不满，为其订讹多处。所云如：“抢与枪不同也。而两引《周礼》‘抢材’。一则从手，一则改从木。”如：“脟字引《子虚赋》‘脟割轮粹’。则云‘脟借为脔’。于膊字下又引此复云‘脟当为膊’。是其说无一定也。”（23）均立说有据，切中其弊。这种校立说之是非的作法，是一种高级的校勘工作，实际上已相当于考据。这体现了文弨在校勘工作中高度负责，求真求实的精神。
    校勘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绝不能师心自用，凭臆妄改。宋明以来的一些校勘家和刻书家却好逞胸臆，轻于改易古书，结果造成很多新的错误，以至失真现象更加严重。清代许多校勘家深知厥弊，顾广圻曾述：“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24）段玉裁更言：“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25）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文弨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能传布旧书，固极美事，千万不可妄改。以愚所见，如诗、书、史、汉等书，宋明以来屡有更张，此甚非也”。（26）
    如何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呢？他首先遵从阙疑之法。他知道个人识力和阅历终究有限。而“古书流传既久，其考订必非一人精力所能尽”。（27）所以还古书之原貌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工作，从业愈久“益知学问之道无穷，心思之用亦无穷”。（28）每人都只能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因此，最好是“疑者宁阙，以俟后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29）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旨，他从不强不知以为知，难得其详之处，他宁可留待后人去解决。他校《独断》一书。“虽复参稽互考。有可取正者之，而疑者仍阙，冀后人有能通之者”。（30）他校《春秋繁露》，罗致了多种版本，经反复校阅，历时数年才付剞劂，是当时最精善的校本，仍有“不可强通者在。以诒夫好学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说焉”。（31）这是一种可贵的美德。
    他的另一个作法是努力保持旧本原貌，给后人留下继续查考的依据。
    此外，补校结合也是卢文弨校勘学的一大重要特色。这对于保证他的校勘质量，提高他在校勘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促进古代校勘学发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