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颇为复杂而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大半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挥师西征，收复新疆的胜利常为人们所称颂，他残酷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劣迹，也为后人所鞭挞；他不顾年老力衰，坐镇福州，最后病死于抗法斗争前线的爱国精神，更为史学家撰文颂扬；而他整饬吏治，振兴政风，从严律亲，亲躬践行的行为，却为人很少知晓。这里，笔者想就此谈点粗陋之见。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中国社会从此开始进入衰败的时代。至道咸年间，官场的恶浊，吏治的腐败，已成为封建衰世的不治之症。社会弊政已到了“痼疾已深，急难救药”的地步。
    生活在统治集团的上层、身居重臣之位的左宗棠，对于官场的黑暗和社会腐败的情况，不能说不了解。他认为，如不迅速而有效地扭转这种腐败的政风，则势必使国内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为激化，最终要酿成“激民为乱”的大祸，以至摧毁清廷封建统治的根基。因此，他对整饬吏治极为重视。他说：“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①，“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②；“戡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治。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治者，弭乱之未形也。”③左宗棠认识到吏治腐败是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把整顿吏治看成是“弭乱之未形”。
    左宗棠整饬吏治的做法是：
    惩贪倡廉，赏罚分明。左宗棠对为官清廉者，不仅拔擢重用，还慷慨地以自己的薪俸贴补其贫寒的生活。比如，他的得力副手刘典，曾任帮办甘肃新疆军务之职。刘平时“自奉俭约”，居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这位清廉的官员为西征军筹饷运粮，编验、组织后援部队，日夜操劳，忠于职守，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悉后痛悼不已，毅然拿出自己的六千两俸银交给刘典家属，赡其87岁的老母和抚养其子女。又如，知州州长官成定康办事公道，生活清贫，工作勤恳，染疾在身，左宗棠给他写信劝慰道：“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知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④成定康病愈后，左宗棠对他拔擢任用，委以重任。
    而对那些贪脏枉法者，左宗棠则深恶痛绝，严惩不贷。左氏在任闽浙总督时，曾命福建巡抚徐树人将贪吏周式濂、周大健等加以劾办，并严肃地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⑤当徐犹豫不决、难下决心时，左宗棠严责其对贪吏心慈手软，认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⑥不要因怜惜一人犯罪，而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左氏在任陕甘总督期间，西北政风尤为败坏。为了纪纲法正，取信于民，左宗棠果断地处罚了一批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员。他将冒销赈粮的甘肃总兵周东兴于军前正法枪毙；甘州乔良庭、李太和因造谣惑众，阻纳官粮而被杖毙。特别是处理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舞弊一案更令人拍案叫好。杨国光在任内目无法纪，贪污受贿，肆意鱼肉人民，由于作恶多端，案情被揭发，左宗棠在批复甘肃布政使崇保调查杨案的报告中写道：“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⑦并对为杨“设词开脱”说情的顶头上司董文焕、陈炳基等人予以“记大过”、“永停差遣”的处分，批评他们“无非为贪猾之令，曲意保全”，敦促“勒令实查杨署令劣迹具覆，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该道是问！”⑧左宗棠严惩杨国光一案，深得民心，听之无不拍手称快。左宗棠挥师西征，写信给部将张曜光说：“阿奇木伯克（批一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引者）等鱼肉缠民，假权作势，亟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⑨新疆收复后，左氏指示部将刘锦棠对南疆旧设的伯克、台吉，凡“不职者随时革换”，“严禁其假公事需索平民财物”。库车上层分子阿卜都拉肆意勒索当地群众，被就地正法，同时将其同党纳思尔等7人，立毙杖下。身为封疆大史的左宗棠除弊兴政，决心大，手不软，刀子快，敢碰硬，这种有胆有识的气魄和快刀斩乱麻的果敢行为，在晚清满、汉官员中是无以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