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主政西北长达13年之久，他规定下属不准请客送礼。左挥师西征，驻札肃州（今酒泉）前，他下了一道通饬：照得新疆军务未竣，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启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15）这和那些达官显贵，一出衙门，前呼后拥，进而大摆酒宴。鱼肉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部属胡光墉由上海远道带回贵重物品送给左宗棠，左只收下了一些食品，还以其甘肃土特产回赠，对胡馈赠的金座珊瑚顶和若干大参均“完壁归赵”。旧时，上级官阶和其眷属过境，按规定，部属应照例设宴招待，唯左宗棠带头革除这一不好风气。左宗棠在福建任职时，他的妻子到福州省亲，路过崇安县，该县知县按照惯例给以招待，事后，左氏奉命西征路过崇安，将这笔招待费如数付给了知县。
    晚清的官员，除去正常的薪俸外，还有许多所谓的合法的外快，诸如“别敬”、“炭敬”、“冰敬”和“陋规”等，可以说，这是中国吏治上最大的症结所在。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如此名目繁多的、加重剥削人民的弊端，主张一律裁汰。他认为“相沿之陋规，或藉以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若亦指为应得而以陋规宽之，是夷、跖可同科，贪夫多幸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16）“陋规”有如此之多的弊端，当然应在禁革之列。其时，第一任甘肃学政许应骙（广东番禺人）任满回京，在他卸任时，照老家广东的规矩，他提出要一笔额外的费用。左宗棠对这种厚着脸皮公开伸手要钱的行径极为不满，明确指出：甘肃是穷苦省份，况且正在裁革陋规，岂有从新添置之理，决不能破例通融。左宗棠既然不许人家索取外快，自己在任对于陕甘总督一职应得的“陋规”，则是分文不取。在他离任赴京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准备送给他一笔“别敬”，左回绝说：“仆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入世三十年，渐违素违，而无负于官私，始终犹可覆按也。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17）所谓“别敬”、“例赠”，实际上是变相的陋规，所以，左宗棠一概不收。后人评价左宗棠在陕甘任职“馆钦符十余年，从未开支公款”。此话虽有些溢美，但它说明左氏在整饬吏治中，严于律己，“正躬率属”，其模范带头作用是鲜明的。
    不徇私情，秉公执事。左宗棠身居重位，大权在手，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私用亲信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反对攀附援引，呼朋引类，从不徇私，秉公执事。自左宗棠挥师西征，到他卸任陕甘总督离开兰州进京赴任为止，从未任用私亲。他的两个女婿，一个在四川当道员，一个在湖北当道员，曾要求到岳丈身边谋事，均遭到左的断然拒绝。对他们外出做官，左宗棠是不赞成的。他说，与其外出做官，还不如在家“耕读传家”，当个好秀才，便是家门之幸。左氏是望门之族，他的子侄辈、妻舅辈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被安插到手下来当官。左宗棠在西北主持军政大权，很多族人和乡邻陆续西来找事。都被一一打发回去。1880年，左宗棠离任入京，写信给他的好友、继任陕甘总督职的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贺升运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由于工作失职，牵连在禁种鸦片失察案内，主察官考虑到贺与左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从严律亲，指出贺是“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结果受到了撤职处分。
    左宗棠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有四子，无一留在身边。1879年，他的四儿子左孝同由湖南西来省亲，左给他规定如下戒约：“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尔宜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18）左宗棠率军驻札肃州，他的二儿、三儿曾去看望他，孩子们返回，左只发给他们路费，并再三叮咛：沿途只许营防就便照护，不准地方州县长官以任何理由设宴招待。
    对待儿孙的态度，是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左宗棠深信：“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他写信给诸子说：我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年俸二万两（白银），“岂不能增置田产为子孙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在寒苦艰难中做起”。他多次写信告诫子孙：你们只要谨慎持家，不至饿饭，若注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戒之，戒之。在那样的社会中，当官而不为子孙“多积金”，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