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胜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发表文章：《妇女成为母系氏族公社中心的原因新探》谈到：先民对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的关怀以及他们性知识的极端缺乏，导致了先民把生育之功完全归于妇女，而认识不到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由此产生了最初的以女性为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生殖崇拜，这种宗教观念又导致妇女在先民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这实际上就是妇女成为母系氏族公社中心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
    郑先兴在《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撰文《论史学政治化的普遍性》说：史学与政治不可分离，史学的政治化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史学是在政治生活中生长的；政治的发展激励着史学的昌盛；史学史上那些表面不容于政治的史学家政治情结更浓；被人们所称道似乎与政治史对立的文化史关注域外史、社会生活史和下层人民史，实际上是现代政治权利的扩张。政治是史学的永恒主题。
    丁希勤在《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刊发文章：《司马迁“通变”思想和郑樵“会通”思想新探》认为：司马迁发千古之迹，究心识变，是得大机；郑樵追千载余韵，孤心苦诣，是得大用。二者是圆和方的意象组合。司马迁的通变是当下采取的一种不即不离不一亦不异之超现实主义；郑樵的会通是传统理学否定向度上的一种新安排，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新诠释。
    张瑞涛、张允熠在《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发表文章：《论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中的史学意识》指出：《中兴金鉴录》是刘宗周晚年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其最初的动机是向弘光帝提供龟鉴。随着中兴理想的破灭，宗周将先前欲上未果的《敬陈中兴第一义疏》改造扩编成是书，流露出的史学意识有：1.选择历史事件要以其“历史性”为依据；2.认识历史事件的方法是对其“历史性”进行“具体的解悟”；3.评价历史坚持“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相结合的原则；4.历史发展最终由“诚意”决定。
    赵万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刊文：《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说：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发表文章：《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指出：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交互作用、彼此挑战、彼此改变的历史。环境史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它对于那些试图应对危机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
    虞云国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撰文：《程应镠的史学研究》谈到：1 949年以前，史学家程应镠投身于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多年从事 教育行政工作，自1957年起，又被长期剥夺学术研究的权力。他真正从事史学研究仅十 年左右，却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学方法、历史教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和历史人 物等研究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李勇在《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刊发文章：《论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及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谈到：通过对周谷城世界通史编纂思想和实践与当代“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相关性比较，发现其与当代世界通史编纂趋势既相合又相异的两面，其价值在于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所体现的整体史观念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但同时又存在着对整体史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及其在反对欧洲中心论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胡舒云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题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向》的文章认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发展经历了“察举制度--九品官人法 --科举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发展呈现几个基本趋向：选举权力集权化和专制化；选 举对象庶民化和自主化；选举标准及方法客观化、公平化和简易化；“选士”制度与“ 选官”制度的职能专门化；选举运作机制严密化。
    程念祺在《史林》2004年第3期刊发文章：《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 谈到：从战国到秦汉，中国的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中国经济 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研究中国 经济史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过高地估计中国 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忽视了中国经济史中最一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