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的乾嘉学派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则是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继承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创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提倡读书，注重证据，强调求真求实，有力地矫正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凡古皆真，凡汉皆好”的佞古墨守之弊，把乾嘉学派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在众多的皖派学者当中，凌廷堪是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位。
    （一）
    凌廷堪（1757—1809年），字次仲，一字仲子，江南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其家世代书香，父亲凌文焻早年读书事文，后因家境凋敝，不得已弃学从商，移家江苏海州。凌廷堪生于海州，六岁丧父，孤儿寡母“困苦穷巷中”①，生计全靠兄嫂维持。母亲王氏典卖衣物首饰，勉强供他上了几年私塾，终因生活所迫，弃学为贾。但凌廷堪聪慧好学，经商之余，坚持自学。一次，“偶在友人家见《词综》、《唐诗别裁集》，携归就灯下读，遂能诗及长短句”②。其后又学作古文辞，均有所成，受到当地人士的推崇。乾隆四十四年（1779），凌廷堪二十三岁，在母亲的鼓励下，他毅然放弃经商，专心向学，并决意“负米出游”，拜师交友。两年间，他于“饥寒奔走”之际，“时借主人之经读之”，但都因缺乏生计，又苦于“文义渊深”，多次“倦而弃去”③。乾隆四十六年，凌廷堪应两淮盐政使之请，至扬州为其校勘词曲，“得修脯以自给”④。虽“寄食于人，几案少隙”，但他仍刻苦学习，或“取诸经就枕上观览”，或“自课以手钞代读”⑤。在扬州，凌廷堪认识了阮元并与之订交，两人声气相同，“问学相长，各期束身修行，少有所表见于世，以无忝所生”⑥。次年，经当地学者推荐，凌廷堪入京师，受业于翁方纲之门，一面为其校书，一面学习时文，准备应考。当时，正值朝廷开馆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遗文秘册大显于世，文人学者云集京师。凌廷堪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周永年、孙星衍等人往来质疑辩难，“互相资益”，又得读同乡先贤、著名学者戴震遗著，学业日进，识见益精。乾隆五十五年（1790），凌廷堪于屡困场屋之后，终于考中进士，继而殿试三甲第二十六名。为便于奉养母亲，读书治经，他自愿放弃例授知县一类的优厚禄位，到安徽宁国府出任府学教授。此后十余年中，凌廷堪“孝弟安贫，谨身节用”⑦，一面以微薄的俸禄维持全家生计，一面利用讲经授课之暇，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先后撰成《礼经释例》、《燕乐考原》、《元遗山年谱》等书。嘉庆十年（1805），凌廷堪的母亲、兄长、妻室不幸先后去世，他孑然一身，无所寄托，惟日与经书相伴，授徒治学而已。不数年，即因心力交瘁，一蹶不起，于嘉庆十四年辞世，终年五十三岁。
    （二）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日丽中天的时代。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运用考证归纳的治学方法，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乃至金石、地理、历算等各个学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凌廷堪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少好六朝辞赋，为文喜作选体”⑧，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出游之后，始究心经史之学，特别是当他读到戴震遗著，又接触到当代众多著名学者之后，便很快接受了考据学家尤其是皖派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并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推而广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
    其一，反对宋明理学。乾嘉汉学是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理学末流空疏措大，主观臆断的流弊受到许多汉学家的猛烈抨击。特别是著名学者戴震，继承前代思想家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从自然观、认识论以及伦理观方面，深刻批判了程朱理学，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凌廷堪私淑戴震，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他指责理学援引释氏，穿凿附会，汩乱圣道，遗害后人，说“自宋以来，儒者多剽袭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吾圣人之遗经，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⑨。对程朱理学家推崇备至的“理”以及“天理”、“性理”一类的说教，凌廷堪更是深恶痛绝，直斥其理义之说为“禅学”。他考证说：“《论语》及《大学》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其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于《中庸》，说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掩。又于《论语》，说知者曰：达于事理；说仁者曰：安于义理；说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说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说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于无违下文明有三礼字，亦云谓不背于理。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其他如性即理也，天即理也，尤指不胜屈，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也”。“理事”之说如此，“体用”之称亦然。凌廷堪指出：“体用对举，惟达磨东来，直指心宗，始拈出之。至卢慧能著《坛经语录》，乃云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宋儒体用，实出于此。故其《大学补传》曰：全体大用，《中庸章句》曰：一体一用，又以大本为道之体，达道为道之用。《论语集注》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以为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说忠恕，以为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注》说理也义也，引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体用之谓也。至于《论语》礼之用，本无体字，亦云礼之为体虽严，补出体字，以与用对。此外随处莫不以体用对举之。然则宋儒所以表章四书者，无在而非理事，无在而非体用，即无在而非禅学矣”⑩。据此，凌廷堪认为，从唐宋至明清，“圣学为禅学所乱将千年”，因而他慨然以捍卫圣贤之道为己任，说：“自唐以后，禅学盛行，相沿既久，视为固然，竟忘理事、体用本非圣人之言也。悲哉！元明定为功令，学者童而习之，不暇深求经传，妄以理学为圣学，体用为圣言。今试为指出之，亦不敢谓有功于圣学，聊以扦御异端，不使侵我六经而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