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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张“复礼”弃“理”。凌廷堪既反对宋学的蹈空之弊， 又不满于汉学的“烦细而不能至于道”，而力图通过对儒家经书和古代典制的研究，来发明圣贤之道，推阐理义之说。《礼经释例》中《复礼》上、中、下三篇，便是他这种努力的代表作。凌廷堪精研《仪礼》，对古代礼制也由熟谙发展到尊崇，在他看来，礼即圣人之道，亦即学问之道。他说：“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圣人“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因君臣之道而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子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32）。据此，凌廷堪对儒家慎独格物说给予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古人所谓慎独者，盖言礼之内心精微，皆若有威仪临乎其侧，虽不见礼，如或见之，非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也”。所谓“格物者，盖言礼之器数仪节，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既习于礼，则当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33）。既然圣人之道在于礼，学问之道尽于礼，因而凌廷堪极力主张“复礼”，以礼节制人的情、性，进而“复性”以达于道。他说：“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知其然也，制礼以节之，自少壮以至耄耋，无一日不囿于礼，而莫之敢越也；制礼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饮射，无一事不依乎礼，而莫之敢溃也，然后优柔厌饫，徐以复性而至乎道”。若“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寄焉矣”（34）。凌廷堪以礼为武器，不仅直斥宋明理学为禅学，而且进一步阐发了以“礼”代“理”的主张。他说：“圣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释氏者流，言心言性极于幽深微眇，适成其为贤、知之过，圣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节心者，礼焉尔，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节性者，亦礼焉尔，不侈谈夫理气之辨也。是故冠昏饮射，有事可循也，揖让升降，有仪可按也，豆笾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其秀者有所凭而入于善，顽者有所检束而不敢为恶，上者陶淑而底于成，下者亦渐渍而可以勉而至。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此也，圣人之道所以别于异端者亦此也”。而宋儒“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而事事附会于其所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耶”！凌廷堪认为，“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因而他大声疾呼：“圣学礼也，不云理也”（35），主张彻底抛弃“理”字，以“礼学”取代“理学”。这一大胆的主张，得到了当时学者的高度评价，阮元称其“说经之文，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可传者，则有《复礼》三篇，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也”（36）。江藩则推崇其“《礼经释例》一书，上绍康成，下接公彦，而《复礼》三篇，则由礼而推之于德性，闢蹈空之弊，探天命之原，岂非一代之礼宗乎”（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