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推崇汉学，强调求实求是。汉代许慎、服虔、郑玄等学者是清代汉学家崇拜的对象，凌廷堪也推崇备至，认为他们“皆东京之冠冕，洵儒林之翘秀，或长于小学，或精于《春秋》，其大者则功在六经，学通七纬，彬彬乎郁郁乎传姬公之旧典，衍尼山之坠绪”（12）。清代汉学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等人“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凌廷堪也称赞他们“彬彬乎有两汉之风”，认为近世学者翕然从之，“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13）。针对宋明理学援释入儒、穿凿附会的蹈空之弊，凌廷堪还特别强调考据的作用，主张通过究明经书的文字语言以及古代的典章制度来阐明义理。他说：“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盥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聘与觐，《春秋》孰贯穿？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稽古冀有获，用志须精专”（14）。但是，凌廷堪虽然推尊汉儒，崇尚汉学，却并不一味盲从。他对当时一些学者“挟许慎一编，置六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15）的侫汉泥古之弊深致不满，而特别强调“学贵虚中，事必求是”（16），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17）。凌廷堪把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去，既不苟同汉儒之说，也不阿附时人之具，而是独闢蹊径，自成一家之言，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
    其三，洞察学术流变，综合汉宋之长。凌廷堪生活在考据学极盛的乾嘉时期，本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考据学家，但他却能跳出汉学巢臼，以学者的眼光审视千百年来的学术流变，试图综合汉学、宋学之长，走出一条“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18）的途径。凌廷堪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传统经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汉、唐、宋明至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也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他由此概括出学术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凌廷堪认为，“当其将变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19）”。而清代中叶的学术界，正值汉学方兴未艾，学者靡然向风之时，有的严立汉宋之分，认为二者“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因而一些汉学家“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20）。等而下之者，甚至“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伪古文”（21），汉学的流弊正日益显露出来。面对学术界的这种状况，凌廷堪力志“矫其弊，毅然而持之”，他反对一些汉学家“歧故训、理义而二”的做法，而极力推阐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主张，称赞戴震“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推之为“孟荀以还所未有也”（22）。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凌廷堪也力图扬汉学之长而避其短，取宋学之精而弃其弊，在精研《仪礼》，考证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义理之说，成为继戴震之后一位既有相当学术成就，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学者。
    （三）
    凌廷堪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通史学，“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23）。而尤为推崇《资治通鉴》，认为“此书乃史家之绝业，治乱成败，了如指掌，读之则眼界日扩，识见日超，读一次则有一次之益，二次三次则有二次三次之益，不特免王充陆沉之讥，由此而措之，且可成为有用之学”（24）。曾拟撰《通鉴翼胡》、《后魏书音义》二书而未成。凌廷堪又深研乐律，认为“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25），乃“独取燕乐二十八调详译而细论之”，并“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著《燕乐考原》六卷，期于“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26），使“学者得是书而读之，乐律之学可以通雅俗”（27）。他如声音训诂、天文历算，凌廷堪也都能“造其极而抉其奥”。他还擅长诗古文词，作诗撰文往往“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大则宪章典谟，俾赞王道，小则文义清正，申抒性灵”（28），颇受当时学者推崇。但是，最能反映他治学成就及其思想主张的，当推《礼经释例》一书。
    《礼经》又名《仪礼》，相传为周公制作，孔子编定，所载皆古代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仪式礼节。其书虽先后有东汉郑玄注，唐代贾公彦疏，但由于典制沿革，时代变迁，历来学者皆苦其难读。宋代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合《仪礼》、《礼记》及注疏之文通而释之，虽较明白易晓，但不免割裂经文之习，且未卒业。清代江永作《礼书纲目》，则大抵沿用朱熹旧法，补正其书而已。凌廷堪继承戴震的典章制度之学，而立之年即潜心钻研《仪礼》，历经二十二寒暑，前后凡五易稿，直至去世前一年，始撰成《礼经释例》一书。在这部书中，凌廷堪运用归纳条理，发明义例的方法，从《仪礼》所载的各种繁文缛节中概括各类条例，并进而推阐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1）归纳条理，发明义例。《礼经释例》初名《礼经释名》，重在训诂名物。但由于训诂名物难以赅括《仪礼》一书的各项宏纲细目，因而凌廷堪改为“以例为主”，贯通全书。他说：“《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何而已矣”。如乡射礼中乡饮酒是饮食之礼，而丧祭礼中有司彻祭毕饮酒之例有与之相同之处，二者属异中之同；又如聘礼与昏礼都有迎宾礼宾之仪，但却各自不同，此则为同中之异。他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也，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也。聘礼、觐礼不同也，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也。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也，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也。乡射、大射不同也，而其为司射、诱射，初射不释获，再射释获，饮不胜者；三射以乐节射，饮不胜者之例则同也”。凌廷堪认为，类似这些委曲繁重的节文威仪，如果“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祗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29）！因而他反复爬梳研习，从中归纳条例，并据其性质分为八类，即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其中通例为一般常用仪节，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及器服之例为具体仪节，杂例则为难以归类的各种仪节。在每一条例下，凌廷堪都采取以经证经的方法，广征博引，疏通证明，有时还推而广之，对其中所涉及的某些与其他经书有关的问题进行考证。以《通例》二卷为例，凌廷堪在此归纳出迎宾行礼的数十条大规大仪，诸如“凡迎宾，主人敌者大门外，主人尊者人们内”，“凡拜送之礼，去者不答拜”，“凡一辞而许曰礼辞，再辞而许曰固辞，三辞不许曰终辞”等等，每条之下皆以案语形式，博采书中各类有关仪节加以说明，并根据《仪礼》的记载，对历来学者语焉不详，或言人人殊的《周礼》九拜问题作了详尽的疏解。这部凝聚了他毕生精力，也代表了其治学最高成就的著作，受到了当时学者的一致好评。钱大昕说：“《礼经》十七篇，以朴学人不能读，故郑君之学独尊。然自敖继公以来，异说渐滋，尊制一出，学者得指南车矣”（30）。卢文弨也称“此书出，而天下始无有畏其难读者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