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要言》，注重教育。对于贪官污吏，给以必要的处罚是完全正确的，但惩处不是最终目的。要使政风好转，政治清明，还必须对官员们进行日常思想教育。为此，左宗棠选辑了前人关于专论吏治的文章18篇，于1872年在兰州精心编成《学治要言》一书，分发给各级官员阅读，作为他们廉洁尽职的标准。此书的内容可概括为：第一，为官必须“爱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第二，为官必须清廉。当官的“必自守严正安重，无偏好，无轻言妄动，使人得而玩之。日用物件，悉照民间平买，无贪小利，短折累民”，“食用须酌定章程，丰俭适中，他物宁自节省，无好侈靡，奢而不足，必致妄取于人，所得甚小，而所失甚大”；第三，做官要勤于治事。“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尝与同官论三事次第，皆曰以清为本，余则谓非勤不能”；第四，为官要慎于用人。“用人弊不一端，撮要言之，则曰上下壅隔而已”，“宽以待百姓，严以取吏役，治体之大凡也”；第五，当官的必须熟悉国家法令、法律。“《大清律例》一书，乃国家之大经大法”，“合行通饬所属各厅州县，嗣后于办公之暇，将《大清律例》及《洗冤录》二书，各日反复披阅，深思熟读。”⑩左宗棠认为，各级官员只要按照以上“准则”处理日常公务，政风就能得以好转，就会取信民心。诚然，在腐败的封建官制下，这些“条目”是无法捆住那些目无法纪贪赃枉法者的手脚的，但应该承认，这些为官“准则”的颁布对于改良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左宗棠除选印前人关于吏治的言论劝勉各级官员外，自己还提出了对官吏进行甄别的看法。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11）就是说，对于那些甘于为民排难，乐于为民造福的廉洁尽职的官员，要“循良之选”，加以擢升重用，而对那些“专讲应酬”，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以权谋私，仗势欺人，善于搞不正之风的官员，万万不可姑息迁就，必除之为快，因为任用这样的人，于民不利，于国有害。
    那末，怎样才能了解下属官员是廉洁奉公或是营私舞弊呢？左宗棠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考察办法。他说：“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还可“派员密查和从士民方面采纳舆评。”（12）可见，了解考核官员表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面对面地询问“吏治得失”情况，又可背靠背地听取周围群众对其“政绩设施”的评估，力戒主观片面，受骗上当。左宗棠还在批阅部属报告时，亲加批语，予以言教。如他在陕西临潼县知县伊允桢的到任禀帖上用了如下长篇的批语：“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哭，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得做得不好。旁人谓其无才，上司亦惜其无才。实则非仅无才，还是不认真耳。如果认真，则保赤子之道，心诚求之；天下无不知爱子之慈母，故无不能爱子之慈母也。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13）这段富于深刻含意的话，反映了左宗棠十分重视吏治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是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关心、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疾苦的，但作为官位煊赫的左宗棠，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与封建统治地位的利害是密切攸关的这一道理，的确远比他人高出一筹。
    严于律己，做出表率。俗话说，严下先严上，正人先正己。要叫下属官员“去贪尚廉”，清廉为政，自己首先要“崇实黜华”，作出表率。基于这一认识，左宗棠特别强调：“要振作政风，先要上官能正躬率属”，“吏治之振兴，全在上司精神贯注。”（14）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在他还没有赴任前，兰州就有人在五泉山清晖阁为左建造一座生祠，极尽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之能事。左宗棠得悉后，立命改为祀泉雹两神。一再声称：自己生平不务声华，只讲实际。这种务真求实、反对搞个人崇拜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