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一通定时受坞苣火一(349·27，536·3，甲1782)
    二十日晦举坞上一苣火一通及中卅井隧□(428·6，乙254)
    葆部界中民、田官、畜牧者，见赤幡，各便走近所亭障、坞辟□马驰以急疾为故(EJF3：80)
    烽火品，田官民，坞壁举烽和，毋幡薪坞辟田官举烽、燔三积薪，各如其部烽火品(74EJF3：81)
    简文中的“谨候望”，是指谨慎窥伺塞外敌情动向，细心观察“天田”有无敌人留下足迹，“强落”有无被破坏等。候望必须做到认真而无疏忽。“通烽火”即把侦察到的敌情，及时准确地借助信号传递出去。当时有专门的烽火制度，如“烽火品”、“烽火品约”。按规定：举于昼的有烽、表、烽火、烟；举于夜的有火、苣火、离合火；燔于昼夜的有积薪。假若吏卒对“品约”条令不熟悉，则要求抓紧背诵、训练。官府将“品约”条令“遍书亭燧显处，令尽讽诵知之，精候望，即有烽火，亭燧回度毋忽”(《敦煌汉简》1557)，以便使吏卒通过考核能胜任该工作为目的。
    其二，屯驻吏卒，抵御边寇。在汉代的坞中，一般建有数量不等的房屋，以供吏卒居住。所谓“营居曰坞”，即是。居住在坞内的吏卒，要守卫边防，抵御入境的来犯。这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参证：
    时羌復屡入郡界，(樊)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2](卷32《樊宏传附樊准传》)
    羌胡大寇三辅……于是扶凤、汉阳、陇道作坞三百所，置屯兵，以聚保百姓。[2](卷87《西羌传》)
    张奂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南匈奴七千馀人寇关稷，东羌复举种应之，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使匈奴不得交通东羌。[2](卷65《张奂传》)
    这些记录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坞可以居住吏卒，“置屯兵”，张奂的坞壁甚至驻有“二百许人”的兵力，为数不少。二是坞在抵御羌胡、反击边寇的战斗中起有重要作用，可“聚保百姓”，“使匈奴不得交通东羌”。如敌人进攻，即“射入坞中吏□”(《敦煌汉简》2274)则吏卒全力抵抗，进行反击。《汉书·匈奴传》说：“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以少安。”这并非虚言。故自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在西北边塞对“坞堠”的建筑一直受到官方重视，每有战事，皆着眼于修理坞堠。《三国志·邓艾传》载：“(邓)艾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晋朝太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可见，坞的作用及其影响不可低估。
    其三，防备盗贼，打击非法。西北边境多民族杂居，又时有战事，在一些“中间地带”，汉廷的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社会秩序也较混乱。故边塞上的坞堠除上述任务外，也承担着“备盗贼”、“防奸邪”的职责。如据居延简所记：
    状辞居延肩水里上造年四十六岁，姓匽氏，除为卅井士吏，主亭燧候望，通峰火，备盗贼为职。(456·4)
    又《汉书·匈奴传》载：
    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
    “盗贼”犯在汉代内郡时有出现，在西北边塞更不例外。如据《居延汉简》：“□戍卒解得安城里王福字子文以书辅得福盗。”(58·17，193·19)“□武覆问毋有云何得盗械。”(214·124)“□所盗取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EPT59：662)“五人俱亡皆其盗官兵千钱以上带大刀剑及铍各一。”(EPT68：72)“盗官兵持禁物兰越于边关儌亡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EPT68·23)“尽戊寅积二未还□仓盗去暑过一日到二日。”(EPT59：337)当时被盗的物品，既有器械、粮谷，也有兵器。就数量而言，有的一次盗粟三百多石，有的盗窃兵器赃款竟达千钱以上，有的甚至“盗官兵持禁物”出关塞逃亡，情节极为严重，所以亭燧(包括坞)要以“备盗贼为职”，加强捕捉，使之归案。简文“□令史光，敢言之，遣中部坞长始昌，送诏狱所还”，[11]大概与此类“盗贼”案件有关。至于严防边塞的“奸邪”行为也是坞之吏卒的职责之一。如《汉书·匈奴传》：元帝时的侯应就曾指出要加强边塞管理，有四种人必须警备。即“诸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者”；“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结，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者。侯应指出的这些，不仅仅防“奸邪”，或许也可视作备盗贼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汉代在西北边塞由坞与堠组合成的这种基层单位，不仅分布广、数量多，而且一般皆依险构筑，它形成了一条坚固的军事长城。坞堠吏卒的职责主要是瞭望敌情，传递信息，抵御边寇，防备盗贼，打击非法。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汉廷制定了不少必要的规章制度。例如：如塞上发放敌情警报的烽台、烽具和烽火品约等烽火制度；为提高坞堠吏卒战斗力而定期进行的“秋射”制度；对坞堠吏卒定期实行劳绩方面的奖惩考核制度等。当时对西北边塞的建设和这些制度的实行，对巩固边防有重要意义，其中有些举措，对魏晋以后历朝产生过积极影响。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期，19卷；贺昌群：《烽燧考》，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1940年版；陈梦家：《居延汉简所见边塞与防御组织》、《汉代烽燧制度》、《汉武边塞考略》，均见《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吴礽骧：《河西汉塞》，《文物》，1990年第12期；胡肇椿：《楼橹坞壁与东汉的阶段斗争》，《考古》，1962年第9期；金发根：《坞堡溯源及两汉的坞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期，卷37上；刘华祝：《试论两汉豪强地主的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②王国维先生说，服虔《通俗文》：“营居曰坞，蓋即谓亭也”。见《流沙隧简考释》，民国三年版。又，陈梦家先生说：“坞可能即隧，坞长即隧长。”《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页。
    ③参见贺昌群先生《烽隧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卷上，民国27年12月17日编印，29年1月20日出版。又，劳干：《居延汉简考证》，民国33年9月版。《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9卷。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以下所引居延旧简皆以该书为据，不另注。只书编号。
    ⑤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自版社，1991年版，以下所引敦煌汉简均据此书。
    ⑥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所引新简，据此，不另注。只注明编号。
    ⑦又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见《居延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