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托拉》为摩西所作的传统定论产生质疑，直到十九世纪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学和文字学的进展，圣经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学者们注意到在《托拉》的不同部分对上帝的称呼各不相同，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以及文字风格也有相异之处。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专家认为经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有众多的编纂者，是经过人们反复的整理才形成定本的。
    一般认为《托拉》主要是由J、E、P、D四种材料构成，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编纂成一书。（注：W.G.伯拉特：《托拉的总论》，纽约1967年，第22页。）J本根据所罗门死后在南王国的犹太人的传说和律法编成。作者将上帝称为雅赫维YHWH或YHVH），据考证《创世纪》的大部分内容源于J本，约成书于公元前800年左右。
    E本的作者是与J本同时代北方王国的人， E 本的作者称上帝为（Elohim），《创世纪》中一部分内容，《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大部分内容出自E本。后来有人将两本子编为一书，称为JE本。
    D本为《民数记》，即对律法的重申，约成书于公元前七世纪， 据说在公元前621年约瑟王首先找到这个本子。
    P本成书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内容主要为《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利未记》的全部和部分《民数记》。P本由祭司编纂而成， 故被称作祭司本。 “十九世纪的圣经学者认为，P本是一个较后出现的本子， 约形成于巴比伦放逐时期之后，因当时犹太人已无国王，大祭司成了犹太民族的领袖和代言人。这种观点一直为众人所接受，但在二十世纪却遭到许多圣经学家的质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考夫曼。 考夫曼指出P本并不是最后产生的，而早于其他版本。它包含着不少原始的因素，如《利未记》中进行赎罪祭羊的仪式就不可能发生在先知时期之后。而且，P本所述的一些情况与犹太人被放逐后的状况迥然不同。
    “文献假设”最具影响的是格拉夫和威尔豪森。格拉夫在1866年出版《旧约全书的历史诸书》，提出所谓的“格拉夫假设”。他认为《祭司法典》以及《摩西五经》以外的历史著作的有关部分是最早的资料。摩西法典是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以后的最后形式，“犹太教”的创造，他用这个词表示东方诸大帝国消灭大多数以色列人以后残留下来的教派。（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97页。 ）格拉夫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赞同，但却使德国学者威尔豪森深受启发。威尔豪森的研究使以色列古代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威尔豪森在1876年出版了《六经的编写》，他认为“《律法篇》与《先知书》属于不同的世界；他欢迎格拉夫假设的出现。在《士师记》、《列王纪》和《先知书》中没有《律法篇》的痕迹，而在被被逐之后，它立即变得突出。这个事实一见自明。摩西律法不是古代以色列的起点，而是犹太教历史的起点。《申命记》在约西亚时代的圣殿内被找到。《利未记》直到犹太王国覆亡后才被写出；《五经》直到以斯拉时代才被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就有可能估计《先知书》的起源的意义。”他的著作在西方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中间曾引起极大的震动。（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89页。）
    近三百年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宗教思想界也不例外。自然科学的进步动摇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和奇迹的信仰，那些神圣的经卷的真实性再次受到质疑，“宗教的倡导者无法再象斐洛那样在希伯莱经卷中读出柏拉图的观念，也不能象迈蒙尼德那样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阐述经文，当代《圣经》学早已抛弃了这种不科学的方法。”（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801页。 ）语言学的分析和历史学的考订已使过去某些神学的解释无立足之地，人们更注重以科学的方法从文本和其所处的时代来阐释经卷。而且，考古学家在古代近东地区发掘的古文献业已揭示希伯莱经卷中不乏与其他非以色列文献的相似之处，其中有些观念甚至直接来自相邻的异教。
    近代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成就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圣经》的理解，但也引起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难道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常识的犹太人能相信《托拉》出之上帝之口吗？
    即使《摩西五经》全是传说，人们通过《托拉》知道犹太民族的特征和命运，因此它是犹太人了解自我必不可少的教材。而且，学术界已基本认可《圣经》中的传说是以历史记忆为核心，阿伯拉罕、摩西确有其人，埃及人的奴役和《出埃及记》确有其事。
    《托拉》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至今仍能给人们有益地启示，有些在以往并不起眼的内容在今天却新意顿现。如巴比塔的故事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讽喻人类的狂妄自大，现在却被视为对城市生活非人性方面消极影响的警示。
    比较研究揭示了《圣经》与近东其他文献的相似之处，可也同时揭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异之处。相似之处主要是一些细节和词语的应用，在宗教原理与伦理方面相似之处极少。《托拉》关于上帝的观念是独一无二的，他不受命运的支配，无妻无子，独往独来，关注着全人类的福祉，在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类似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