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了两本好书，一本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比较研究》，另一本是多杰才旦主编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用中国的具体的民族学材料，来论证社会形态的内容，对于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有很大的推进作用。西藏农奴制一书已有人评介，奴隶制一书在捧读之后，也想略作几句介绍，借以表示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尊重。但因我已多年不研究奴隶制度的历史，只能就一些理论观点稍作探讨。
    我认为奴隶制比较研究一书有以下三大优点：
    1，本书用中国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大量调查材料，比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奴隶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19世纪正是利用了印度人、印第安人，以及亚欧各地原始居民的调查材料，才建立了公社学说、原始社会的学说、社会形态更替的学说等。而到了20世纪，大量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具体材料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又发生了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以为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也还是要更深入地、科学地应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进行研究。我国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材料，可惜用得较少。这部著作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值得祝贺。
    2，本书的内容，无论中国的商代奴隶制、凉山彝族奴隶制，还是外国的希腊罗马奴隶制、日耳曼人的奴隶制等，都是根据原始材料，努力精心研究的结果。
    3，本书是研究社会形态学说的，我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近十几年来，国内史学界思潮汹涌，新说迭出，可喜可贺。社会形态学说则似乎是一种旧说，问津者少，亚细亚形态的研究，也日趋沉寂。学术研究最忌追求轰动效应，但社会形态学说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目，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关注。因为即使拿被认为是时髦的现代化问题来说，把社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也还是要研究何为传统社会，何为现代社会，对这两个社会的定义仍争论不休，而由于传统与现代往往不能成为对立的两极，所以也有人对这种分法提出异议。我想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否认社会分阶段发展的理论，所以说社会形态学说的研究依然有重大的意义。本书即是用具体的研究，来证明古代世界存在着奴隶社会，并在奴隶社会的理论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发挥。如果我体会不错的话，它大约是：
    （1）把奴隶社会中的奴隶统一划分为物化奴隶和分居奴隶（也可称为古典奴隶和授产奴隶），认为这两种奴隶在古代世界中长期存在。这就为肯定奴隶社会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奠定了基础，也为不同意苏联学者过去把奴隶社会划分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两种不同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2）对奴隶的定义也做出了新的说明，认为要从经济地位和法律身分两方面（即阶级和等级）来认识奴隶，并主张奴隶是否具有财产权对他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的人身被主人占有。最早的奴隶来源于对外氏族成员的奴役，和奴隶主没有血缘关系，奴隶制是在奴役外族的基础上发展的。
    （3）在肯定奴隶制普遍存在的基础上，进而肯定古代世界奴隶社会的普遍存在。其论证的方法不再纠缠一个社会中奴隶的数目，而是指出奴隶社会是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国家的产生就是奴隶社会确立的标志。作为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早期奴隶社会，其重要的特点是带有血缘氏族部落制度的影响。我认为把奴隶制和氏族制残余结合起来论证早期奴隶社会的存在，是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还应大力加以发展。
    如何理解奴隶制，奴隶社会有无普遍性，已是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本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解释，在事实上加以证明，这代表着我国历史学界研究奴隶社会的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应予肯定。但是，奴隶社会的理论问题，毕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下解决，需要许多有志者锲而不舍，长期钻研。我愿在此提出一些有关问题，供本书作者及有志于研究奴隶社会的学者参考。
    1，关于奴隶的定义，本书从法律身分（等级）和经济地位（阶级）两方面考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我国学者在讨论古代社会阶级结构时，往往因对人的法律身分注意不够，使讨论不能深入，易于产生概念混乱。但本书在这方面也未展开。在古代社会，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是基本事实，是决定性的，而法律身分，是反映经济事实的，是从属性的。但我们都知道，法律会对经济产生强大的反作用，特别是在古代世界，许多事物还并未采取纯经济的形态，政治法律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既联系又区别地进行两方面研究，才能较深入地认识问题。例如，我们一般都说奴隶是物，是别人的财产，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法律概念。根据罗马法，“奴隶是根据万民法的制度，一人违反自然权利沦为他人财产之一部”。[①a]中国唐律也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同于资财”。[②a]奴隶本来是人，作为自然人，他和奴隶主并无什么本质不同。把他当做物，当做财产，完全是法律拟制，法律强制的结果。如果探本追源，起先并无关于奴隶的法律，而是先有奴役奴隶的事实。最早的被奴役者大约都是异族俘虏，没有被杀被吃而陷身为奴，受到野蛮的待遇，而律比畜产的律，正是从这种待遇总结出来的。可是也正是因为有了把奴隶当做财产的法律，奴隶可以被主人使用，买卖，处分，以至杀害的待遇才得以成为社会确定的现实，才得以普遍实现。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奴隶是人这个客观事实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把奴隶当做物的法律也并不能无视这一事实。例如把奴隶当成物，用现在的法律语言来说，就是他的权利客体，而非权利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因而也不负法律责任。可是奴隶有思想，有意志，他的行为是受自己的意志支配的。狗咬人，物件伤人，狗和物件不受处分，是狗和物件的主人要负责。而根据罗马法，奴隶杀人伤人，要受刑事处分，是负法律责任的。所以罗马法有许多把奴隶当做人的内容，如关于刑事责任，以及和第三者订立契约，处分持有产等。勃克兰的《罗马奴隶法》一书曾对此有详细论述。[①b]按照罗马法，可以说奴隶既是人，又是物，是一种人-物的统一体，这正反映了法律与事实的辩证关系。
    一般说来，奴隶没有财产。奴隶被集中居住在主人为他们准备的居处，由主人供给衣食，他们所生产出的一切，都归主人所有。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没有独立经济，是奴隶的本质特征。可是在古代社会，确实有不少法律身分低下但有独立经济，有自己的家庭，也就是有财产的人，他们的数目大约比奴隶要多，甚至很多。如何看待这些人是一个大问题。本书认为这些人是分居奴隶，可是要把他们和中古时代的农奴、依附农民区分开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古时代直接生产者的特征和这些人十分相似，贾可诺夫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他把古代世界的劳动者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所说的奴隶，另一种是希洛人类型的劳动者，贾可诺夫认为这两种人都是奴隶，其理由主要是他们都受超经济强制的控制，都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这说明劳动者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没有财产，也就是说希洛人类型的劳动者，在古代世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财产，可是实际上这财产不是他的。不过要说明古代世界的劳动者有无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当困难，第一是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时随地而不同，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所有权概念来要求，来衡量古代世界的所有权，必须仔细地分析当时当地的法律与习惯，确定其物权状态的特征，以说明某种人有无所有权，而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使这种研究不易进行。第二是即使这样做了以后，仍然得承认希洛人类型的劳动者有财产，如贾可诺夫是研究过古代东方的物权状态的，所以他认为，古代东方单个的人没有直接所有权，可是他又说，在赫梯、新亚述帝国、斯巴达等地的希洛人，是有财产的，只是他解释这种财产是这些人在未降为奴隶之前就已拥有的，是劳动者的所有权的遗迹，不涉及希洛人与其主人之间在后者经济中所形成的财产与剥削关系。[②b]这种解释并无多大说服力，因为无论如何，仍得承认希洛人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把认定希洛人是奴隶的基础给破坏了。刘家和教授也认为希洛人是奴隶，他们没有财产。他的解释是希洛人虽有一定财物，可是按照高尔汀法典中俄伊克人的情况，是法律上似乎有财产而实际上没有财产。[③b]刘家和和贾可诺夫都主张希洛人是奴隶，他们俩的解释却正好相反，刘认为法律是表面的，不能决定实际上的情况，贾则强调法律对现实的反作用，认为有无所有权是决定其有无财产的依据。这种分歧正说明了如何处理法律与事实的复杂关系是不容易的。胡钟达教授则认为，希洛人不是奴隶，理由是希洛人事实上有财产，而其财产所有权为法律所肯定，并引用高尔汀法典来证明。[④b]可见分居奴隶的问题从有无财产所有权来看还远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