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著述。全书三十二卷，博及社会经济、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经史艺文等众多学术领域，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近年，还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点校，将该书整理出版。然而对于《日知录》的始撰时间、撰述动机、结撰过程等，则尚存在若干未尽明了之处。以下，准备就这几个问题试做一些考察。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一、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最近，有人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注：顾炎武：《日知录》，周苏平、陈国庆《点注说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但大概当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这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注：顾炎武：《日知录》卷首题记。）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笔者以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抄书”。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抄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抄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这就是说，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抄书”的教育，但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二十余岁，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著书，五十余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余岁正当崇祯中，而四十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十余岁时就是康熙初叶了。
    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崇祯己卯即十二年（公元1639年），顾炎武时年二十七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肇域志序》也说得很清楚：“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可见，顾炎武《抄书自序》中所说的“纂记故事”，即指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七岁始辑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卷帙浩繁，顾炎武在完成这两部书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结撰《日知录》。据考《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完成，当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由于豪绅煎迫，家难打击，顾炎武决意弃家北游。为此，江南友人杨彝、万寿祺等联名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文中说：“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曰《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注：沈岱瞻：《同志赠言》，《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至于《肇域志》的脱稿，则是此后十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的事情。这有顾炎武撰《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为证：“右十年前友人所赠。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狱，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纰漏，无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诸君相继即世而不得见，念之尤为慨然！玄黓摄提格之阳月顾炎武识。”（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玄黓摄提格”是“壬寅”年的别称，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而谈及《日知录》，都在康熙初年以后。今本《日知录》卷首所录顾氏各条文字，如《初刻日知录自序》、《与从人书十》、《与人书二十五》、《与潘次耕书》、《与杨雪臣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等，众所周知，恕不赘举。谨依年次先后，再举五例为证。
    第一，康熙九年（1670年），山东德州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云：“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