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顾炎武《与李良年（武曾）书》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观面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李良年（武曾）书》。）
    第三，康熙十二年（1673年），顾炎武《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答李武曾书》。）
    第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顾炎武《又与颜修来书》云：“弟今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与颜修来书》。）
    第五，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是欠妥当的。笔者以为，应以顾炎武逝世前夕，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所写《与人书》为据。顾在这封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五十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二、《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在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方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注：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录序》。）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日后采用其说对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则有违顾炎武的本意。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
    同样一部书，两种评价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据，才能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多次谈及。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无疑更可以视为撰述动机的“晚年定论”了。
    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他在给陆世仪的信中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注：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