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顾炎武是要以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无问题。然而他们却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汇聚一编。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耆书》。），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集释序》。）。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从初刻八卷到临终绝笔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初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第二条即前引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这篇序说：“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指在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程序题下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
    有关《日知录》初刻时间的资料，还见于《蒋山擁残稿》。其中，顾炎武的《与友人书》说：“《日知录》初刻本乃辛亥年刻”（注：顾炎武：《蒋山擁残稿》卷一，《与友人书》。）。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顾炎武《日知录》初刻，为什么在时间上会出现庚戌、辛亥二说？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始刻，而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完成。
    至于初刻地点，据周可贞新著《顾炎武年谱》的考证，当在德州。他说：“《日知录》初本，实乃先生讲《易》时，在程先贞等友人劝说下才决定刊刻的，刻书的地点可能就在德州。”（注：周可贞：《顾炎武年谱》康熙十八年条。）
    将初刻《日知录》的有关故实考出，这无疑是周著新谱的一个贡献。而把初刻地点大致定在山东德州，虽属揣测，尚需进一步寻觅佐证，但就顾炎武在此数年间，频繁往返德州的经历看，又不无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却碰到一个不易得到圆满回答的问题，即现存八卷本《日知录》，刻书者自署“符山堂”，而符山堂为张弨书屋，张氏系江苏淮安人，而非山东德州人。当时，张弨正为顾炎武刻《音学五书》，地点就在淮安。这有顾炎武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撰《音学五书后序》为证。他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以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日知录》八卷本的初刻，又存在于淮安付梓的可能。事情真相如何，史料无征，只能存疑。
    《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共收读书札记141条。其中卷一15条， 卷二25条，卷三7条，卷四25条，卷五16条，卷六17条，卷七19条， 卷八17条。从内容上看，卷一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妣》、《序卦杂卦》、《七八九六》、《卜筮》讲《周易》；《帝王名号》、《武王伐纣》、《丰熙伪尚书》言《尚书》；《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国风》、《公姓》、《何彼矣》言《诗经》。卷二、三言《春秋》、《礼》、《四书》。卷四、五、六讲治道，卷七、八为杂考证。同后来三十二卷本的《日知录》相比，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编纂雏型，此时已经大体形成。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对于其间的甘苦，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顾炎武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顾炎武严谨笃实，学随日进。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数年里，一方面不断地把读书心得充实到《日知录》中去，另一方面则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顾炎武为初刻本《日知录》补撰自序，就此书反省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同年，他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在致其学生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抄《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顾炎武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迄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逝世，他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后，遗稿由潘耒整理删削，才在福建建阳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