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须和戎的避战方针
    近代列强一次次侵扰中国，使当时的对外关系极为复杂。而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李鸿章则“和”字当头，甚至在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仍然怕战避战。
    为什么要“和”？李鸿章认为这是由中外实力过于悬殊所决定的。“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战败而后“和”，不如不战而先“和”。他还错误地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与列强共处。他曾对林则徐、僧格林沁抗英斗争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
    李鸿章主“和”，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妥协投降，而是与“内要自强”相一致的。他的精明之处在于“隐忍徐图”，在于懂得“明是和局而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李鸿章是个自强论者，同时又是个不可救药的战争失败论者。他对自己在“阴为备战”方面的不懈努力缺乏应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中土初学”去抗衡“洋人创制已百余年”，确实是“力所未逮”。但是，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总会有些凭借（这也正是李鸿章所追求的）。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不编练新式陆海军，象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黄海大海战等壮丽的历史场景就不会出现。可悲的是李鸿章只看到了中外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无视“洋务运动”也给中国带来了某些局部的优势。
    其实，列强所图我者何止“利”和“势”，蚕食鲸吞的国土何其多矣！它们欲壑难填，“和约”虽能满足于一时，断难满足于永远。“以土事敌，土不尽则敌不餍；负薪以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古之殷鉴犹在。在新的欲望驱动下，列强以“战争”来，我以“和”御之，“羁縻”之，安能自守“和”局？
    在李鸿章思想中，“和”本来只是一种“隐忍徐图”的策略，但由于战争失败论在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阴为备战”的功效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无原则的让步，未战而求和，边战边求和，趁胜而求和，都是向敌人示弱，客观上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甲午战争之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败于“避战保和”。其实，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未必就比中国强，经济技术与中国也差不多，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狭路相逢勇者胜”，日本就胜在一个“勇”字上。
    李鸿章不懂得以战争求和平的道理。军事上，他长期备而不战，备而惧战，所倾心向往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犹可得也，反之只能是痴心妄想。李鸿章终被“和”字所累，不仅误国而且自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重大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中外《辛丑条约》等都是李鸿章亲自签订的。屈辱议和，签订城下之盟，固然是“弱国无外交”所至，但与李鸿章“妥协、软弱、退让”的外交立场也不无关系。他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骂名，一生处于“谤议喧腾”之中。
    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对外开战诚难取胜，保持和局亦属不易，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李鸿章综合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思想和西方近代的均势思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由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也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李鸿章初与日本打交道，曾产生过联日制西的念头。但是，日本野心勃勃，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从日本试图侵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中，李鸿章已洞悉其奸，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联日制西的幻想破灭。
    朝鲜问题是中日争端的焦点。朝鲜半岛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征服中国的前进基地。面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于是，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的“牵制政策”。朝鲜与日本已订有《江华条约》，李鸿章遂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他错误地认为“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不行，以通商诸国制日则绰绰有余。美、英德相继与朝鲜立约通商。李鸿章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本，籍以保卫朝鲜，巩固东北边疆。但结果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渊。“甲申事变”后，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扩张势力，积极准备对中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