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史学，并非如时下学术界普遍论定的产生于19世纪末西学东渐以后，而是晚明以来中国史学界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产物。自李贽始，中国史学就开始挣脱儒家道统的囚缚，而日益增长着追求对历史真实之确切可靠的认知的近代性因素。到了乾嘉年间，终于产生了一部全面揭露和批判历代“正史”之作伪的史学巨著--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它标志着中国史学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已经远离了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的传统，而近乎达到了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水平。
    本文拟从研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入手，辅以赵翼的其他著作，从史事、史法、史论三方面来论说赵冀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一、揭露历代正史之作伪
    赵翼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史学考据的最大特色，是全面、系统地揭露历代“正史”的作伪。他告诉人们，不仅历代的所谓正史作伪，而且作为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实录”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实录。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不仅需要学者有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史识，更需要学者有积学求真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胆略。赵翼不仅有学、有识，而且有胆，所以才能写出《廿二史札记》这样一部可以说是专门揭露历代“正史”之作伪的史学巨著。
    赵翼论史，最重求真、求信。他把真实性看作是史学的生命，所以拒斥一切以虚伪的道德言辞和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来隐瞒、歪曲和篡改历史的行为。因此，他对孔子作《春秋》所开启的“为尊者讳”的“掩护之法”颇有微词，对陈寿作《三国志》以来被修史者“奉为成式”的“一定书法”更深致不满。他批评说：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方法。……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对于被陈寿《三国志·魏志》掩盖的历史事实，赵翼一一加以揭露。如齐王曹芳被废，全是司马师一手策划，而太后不知，然而“《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又如高贵乡公之被弑，乃司马昭一手策划，而《三国志·魏志》则伪造了一份太后“言高贵乡公之当诛”的诏令。（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陈寿固然可以“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来辩解，然而对于前一个朝代的曹魏之事，陈寿也是百般回护。如曹操东征徐州，“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而陈寿作《陶谦传》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徐州太守陶谦杀害，故曹操志在复仇，而事实上杀害曹嵩的乃是投奔了东吴的张闿，非陶谦所谋。陈寿乃“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为曹操掩盖罪恶。此外如《华歆传》，绝口不提其奉曹操之令“入宫收伏后”、使伏后惨死于暴室之事，《孙资刘放传》硬把助司马懿弄权的大奸大恶之徒写成正人君子（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把陈寿迎合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肆意剪裁、歪曲和篡改历史的证据--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李延寿所修撰的《北史》，赵翼亦指出其“多回护之处”。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中，赵翼指出；“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在《北史全用隋书》条中，赵翼更明白地指出，《北史》“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抄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北史》不但为隋文帝掩饰攘夺之迹，而且还在《文帝论》中歌颂隋文帝“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对此，赵翼谴责道：“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