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非信史，《南史》亦非信史。“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所不同的是，南、北史为避繁冗，仅存其一二诏策。又：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盖因“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抄誊，一经校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对于《旧唐书》的真实性，赵翼亦提出了颇为有力的质疑；对于其中的明显的隐瞒史实和作伪之处，亦一一予以揭露。在赵翼看来，历代官修的所谓“实录”、“国史”，没有不作伪的。他在《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说：
    若实录、国史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例如，皇太子李弘乃是被武则天毒杀，章怀太子李贤也是被武则天迫令自杀，《旧唐书》皆隐而不书。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武则天宠幸，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后因其横恣杀之，《旧唐书·武后纪》竟一字不提薛怀义。张柬之等人被武三思诬陷至死，《旧唐书》中亦不书。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旧唐书》本纪亦绝不书，此本纪之回护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至于列传中的隐瞒作伪之迹，就更不胜枚举了。例如《李辅国传》，不载唐代宗派人深夜将其刺杀之事，但云夜盗入其家杀之；《鱼朝恩传》不载帝使人擒缢之事，但云自缢死。“盖当时朝臣本以为盗杀及自缢，故国史从而书之，此又列传之回护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宋史》的真实性，赵翼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固不能讳饰，其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为了纠正《宋史》的失实之处，赵翼专门写了《宋史传附会处》条、《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条、《宋史各传错谬处》条、《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条等等，对《宋史》的失实处一一予以揭露。
    《明史》是清朝政府编撰的，赵翼身处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虽然不可能完全直言无忌，但仍然对《明史》的回护失实之处多有揭露。如明太祖疑忌徐达、刘基之事，《明史》不载，赵翼根据史实指出“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宋纳任国子监祭酒，“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殓，其酷甚于周兴、来俊臣”，然《明史·宋纳传》绝不提及。张辅随英宗北征，逃归后自杀，而《明史》却说他死于土木之难。杨廷和之入阁，乃是由于宦官刘瑾之力，《明史》对此绝不提及，反而把他写成刘瑾的政敌，（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乾嘉年间，一般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而赵翼竟敢于揭露当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辨析真伪之方法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赵禹在《廿二史札记》中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历代官修史书的回护作伪失实之处，而且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然而，赵翼依据什么来确证历代官修史书作伪失实呢？这就不能不论及他的史学方法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说：
    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
    诚然，把历代官修史书的本纪、列传、表、志参互勘校，以发现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确是赵翼考辨史实真伪的一个重要方法。本纪中对帝王的恶行予以隐瞒，可以在后妃、臣僚的列传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此一列传的失实之处，又可以借助其他的列传来予以纠正。将本纪与列传、列传与列传的记载反复进行比较、辨析，总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接近于事实真相的结论。例如，关于隋文帝之死和隋炀帝继位的情节，本纪中写的全是谎言，说什么隋文帝临终与百僚辞诀，握手欷歔，且有遗诏称“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隋炀帝谋害其父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仅仅在《宜华夫人传》中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赵翼将《隋文帝本纪》与《宜华夫人传》参互比较，发现二者之记载明显自相矛盾，经过仔细求证，据实恢复了隋炀帝弑父篡位的历史真相。又如，《宋史》的列传，在传主的本传中往往“详著其善”，而将传主的恶行零零散散地写在其他人的列传中。对此，赵翼仿照吴缜作《新唐书纠谬》的方式，不旁采他书，仅就《宋史》中的自相抵牾者，抉摘数十条以资辨正，内容涉及宋代的数十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