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文化社团，不同于汉、唐、宋、明历代的朝中“朋党”，不同于古今不绝的下层民间结社，也有别于文人之间的雅集酬唱，而是近代处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或新式知识分子因动员和集结而成的群体组织。中国近代在维新、辛亥、“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时期文化社团的发展最盛，而维新时期的文化社团（当时多取名“学会”）可算是前车先路。梁启超、章太炎和谭嗣同则是此时为各种学会大力鼓呼、并积极投身于其中活动的代表人物。本文即以上述三人为中心，对他们的“学会”观，还有在“学会”背景下进行的学术文化活动的内容、特点以及所受到的各种困扰作出考察分析。
    一、连续三文为学会呐喊催生
    文化（包括有关制度、各种知识和科学技术等）的传承发展，从表面看可以归结为个体的行为，实质仍系于有关群体的生存和行为方式。陈寅恪先生论“民族文化之史”，认为上古（东汉末年以前）中国文化所系多在王室、朝廷及其附设机构（如汉之太学），中古（从东汉末至唐末）文化的体现者则主要是士族文化世家，包括典章制度、礼律之学、对“儒素德业”的“创辟胜解”乃至宗教与方技，均多由士族世家传承延续。在新旧王朝鼎革之际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士族世家使固有文化向上影响朝廷、向下影响民间的作用更为明显[1]。那么宋代以来的情况又怎样呢？陈先生没有明确地接着说下来，我们初步认为，由于唐代中晚期以后高门士族的衰亡和宋代开始的文化下移，此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除了朝廷及其附设机构（如清代的翰林院及各级“官学”）和新兴的士绅文化世家之外，各种地域性的学派和一些高水平的书院也起到了集聚民间士人，延续甚至光大固有文化的作用。但这种状况持续到近代前期时，翰林院和各类“官学”近乎有名无实，文化世家和地域性学派逐渐凋零，书院除了广州的“粤海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还有一点落日余晖之外，其余也很难有什么建树和影响。所以从龚自珍、魏源到章太炎，都感叹中国“无学”。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欧美人在华创办的西式学堂和中国自办的新式学堂渐次出现，但直到90年代甲午战争之前可说收效甚微。甲午一役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进一步认清了重“器”不重“学”的根本缺陷，因此他们在赞同继续多办并且办好各类学堂的同时，更重视在学堂之外，能对社会上各类人材起到集结、砥砺作用的文化社团——“学会”。孙中山先生最早注意及此，1895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赞西国“民间讲求学问之会，无地不有”，因此人有所学，各业精进，而中国情形与之“相去奚啻霄壤”，因而萌生了“立一兴学之会”的计划[2]（p25-26）。孙先生这几句话讲得很简略，但却是近代“学会”即将呱呱坠地的征兆。
    同年秋冬，康有为在北京依靠帝党官僚组成了强学会，随即又派梁启超赴上海“办会”。但翌年1月即有守旧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由上章弹劾，两地强学会立遭封禁，多数曾以入会为时髦的官绅也一哄而散。但梁启超没有气馁，他认为强学会解散乃是由于举国上下对学会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因而需要讲清道理，造成舆论，以为学会催生，于是在1896年11月5日出版的《时务报》第10册上连载的《变法通议》长文中独辟《论学会》一节，申论学会问题。章太炎立即与之呼应，在1897年3月初出版的《时务报》第19册上发表了《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其标题以“黄人”取代“中国”，乃是为回避满族与汉族、“大清”与“中国”的纠缠。到1898年4月，谭嗣同又在《湘报》第35号上发表了《壮飞楼治事篇·学会》，而且接下来发表的第四篇到第九篇，即“通情”、“平权”、“仕学”、“法律”、“财用”、“群学”等篇，也都与“学会”问题紧密相关。
    上述三人对于学会的提倡和鼓吹，宗旨都是为了救亡、改革而谋求通过学会来集群与开智，故梁启超说“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3]（p26）；章太炎则把中国贫弱危殆的原因归为“惟不能合群以张吾学故”[4]（p9）；谭嗣同亦总结学会的性质和作用说“夫群者学会之体，而智者学会之用”[5]（p430）。为此他们都把西方国家从政府到社会普遍支持学会与清王朝封禁学会的情形作了对比，认为这是导致西方富强而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当时这三人都持“革政”而非“革命”的立场，对清王朝有所期待，所以梁启超以为成立学会首先必须“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3]（p28）；章太炎亦称，当时中外交通已50年，国人“闻见渐异”，于西方事物“转相仿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故“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他又说：“中国甿庶驯扰，戴其君长如临父母，无敢高言孟行以犯名分者”，不会如西方的“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自己的立场亦是“以革政挽革命”，而学会有益于“革政”。因“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故希望当道者“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4]（p12-13）。由此可知，梁、章二氏的文章，除了一般意义的宣传号召之外，还有在强学会被禁的具体背景下，为新生的学会辩诬、并向政府当局建言的意图。
    中国以往有无类似学会的组织？如果少数时间有过而多数时间没有、或者说在已与西方“交通”的19世纪仍然没有，又是什么原因？梁启超对此的回答是，“学会”并非“起于西”而是“中国二千年成法”，如“孔子养徒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乃至“鹅湖鹿洞之盛集，东林、几、复之大观”，均“具为左证”。他认为学会亡绝乃“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理由是汉学家说过“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书”，纪昀更说过“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由于汉学家“疾党如仇，视会为贼”，士人深为戒惧，遂在乾、嘉以来出现了“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驱天下之人而为鳏寡孤独，而入于象驼牛马，而曾蜂蝗蟁蚁之不若”[3]（p27）的局面。撇开梁氏的真实认识不究，他这番话虽然引了若干史实作证，但最大失误乃在不责历代最高当道而专责士人，尤其是因学派情感而重责汉学家，可谓不探其本而求于末。此外梁氏不分古今，也不区别群体性质，把聚徒讲学、书院、朝野朋党与民间结社一概拿来与西方学会作比，显然混淆了近代学会与其他群体组织的界限，而这也影响到他对学会的性质、工作内容及组织构成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