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上述问题也有回答。他说：“自宋与明作则之主，将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而惧其腹诽唇反，不仰视天而俯画地，则为之饩廪利禄以羁縻之，而仍使不足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营一身之不给，仍暇为众生？……故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即认为宋明以来（自然包括清代）士人不能合群，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担忧士人会因集群而势大，故一方面以利禄来羁縻，一方面仍使士人处于饥寒穷苦，忙于维持生计而无暇旁骛。章氏这种出自清贫读书人的感受和认识，倒是接近了专制社会的整体状况。宋明以后专制强化，朝廷独大，人民处于分散、贫困、愚暗之中，负有传承文化和社会批判职责的士人也无例外地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之中，因此没有形成群体的力量。但章氏注意了今之学会与宋明朋党的根本区别，称学会“与夫汝、颍、洛、蜀、东林之士，仅与佥壬为仇敌者”不同，而是为了使“黄人”能“以教卫民，以民卫国”[4]（p9-10）。谭嗣同在有关学会的文章中没有讨论上述问题，但从这期间他写的《仁学》来看，他对中国人不能“联群通力”的原因也有思考，而且从远因、近事两方面作了回答。远因方面，“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使人只知以君为尊的朝廷和以父为尊的家庭。近事方面，“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从而造成人人“畏祸”，“相顾而莫敢先发”的局面[5]（p299、343）。所以比较起来，对近代读书人为何不能合群的原因，谭氏的回答最直接最尖锐，当然这与《仁学》尚未刊印行世有关。
    对于学会的工作内容，三人都提出了具体设想。章太炎在上述文章中未及展开，接下来在《兴浙会序》、《兴浙会章程》和《译书公会序》中有较多涉及，他谈到应通过学会讨论和发扬明清两代一些历史人物的“文学勋业，风节行谊”，发掘若干学派的理论和主张；于经史则以《周礼》、大小戴《记》、“三史”（指《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隋书》、《新唐书》“为最要”；于诸子则以管、墨、荀“为最要”。还称“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因此应该学“格致”、“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等等[6]（p16-18）。他鉴于“互市以来，所传译泰西书仅逮四百种”，因而强调“欲细五洲书藏之秘，以佐政法，以开民智”[4]（p44-46），即把广译各国有用之书视为学会的重要任务。总的来说，章氏毕竟带有书生气，故其设想的学会工作主要在“学”。
    梁启超和谭嗣同则带有浓厚的活动家色彩，因而对“学”以外的工作设想得更多更具体。如梁氏提出除了“总会”之外，还应“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学会工作除了同章太炎所设想的讲求“经世之学”、广译外国书报、“编纂有用书籍”、印发报刊之外，而先决条件更有“贻书中外达官，令咸捐输”；“函招海内同志，咸令入会”；“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咨提官局群籍”；“尽购已译西书”；“开办学堂，以育人才”；“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等等[3]（p33-34）。
    谭嗣同则主张“于行省设总学会”，“府厅州县设分学会”，这一点他与梁氏类似，尽管与梁氏意在全国设一总会的想法有别，以学会为纵向的组织网络则同。但谭氏还强调建立横向上的不同学科的各种学会，“若农学，若工学，若商学，若矿学，若医学，若凡天地化电图算格致诸学，无一不当有会，而统之于总学会与分学会”。而且学会的工作，除了介绍、研究、推广各种专门学识及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广泛地担负起各种兴利除弊的改革，诸如沟通上下之情，“察疾苦”，“诉利病”；官绅民同心“举事”，如兴学、开矿、筑路；去“中国之官之尊”，“平其权于学会”；学会“设仕学一科”，“总学会尤为造就候补官之地”；学会还要“理财，悉以养民为主义”，这是指从事慈善公益和社会保障工作；还有“自设警部……以靖地方”、“公定祀典”等等。由于他把学会工作的内容扩张到无所不包，故称办好学会将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无变官制之名而有变官制之实”，“无变科举之名而有变科举之实”，“无变制度之名而有变制度之实”[5]（p437、443）。如果说梁启超的思考还属于学会的对外联络宣传，以取得广泛支持和造成声势的话，谭嗣同则是更把学会视为推行整体改革的枢纽和重要工具了。他们三人的差异，可说章氏是以学为主，梁氏是学与政兼，谭氏则完全是学为政所用。这三种倾向也预示了此后文化社团发展的三种路向。
    上述三人对学会的工作内容和功能虽设想有异，但认为建立学会至关重要又是相同的，而且他们对于通过学会来兴学、改革和救亡，都抱持着过分的乐观，并强调反之后果堪虞。如梁启超说，能按其所主张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五年而风气成”，各种人才将“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否则中国必蹈“非洲、印度、突厥之覆辙”[3]（p28）。章太炎则以为如能广兴学会，“不及十年，而六曹大政必于是告成”，黄种可臻富强，否则“比于红人黑人，尚不得齿”[4]（p12、9）。谭嗣同也说：“会成而学成。近之中国，远之五洲，挈其短长，权其利弊，孰得孰失，奚去奚从，菁华荟萃，终朝可定。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5]（p437）。在后人看来，无疑三人对学会的功用作了过分夸大，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当时这却是他们投入改革而又难以确定下手之处的一种尝试。
    梁、章、谭三人不仅积极为学会鼓吹、规划，还亲自投身了组建学会的实际活动。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前，梁氏参与过强学会、知耻学会、南学会、不缠足会、保国会的创办，还一度想组建全国保教会。章太炎则参加过上海强学会、兴浙会、译书公会。谭嗣同更参与过创办南学会、农学会、矿学会、金陵测量会、群萌学会、延年会等。维新运动中全国新出现20余个会社团体，上述三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这些学会并非全然都是文化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