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因其父官至巡抚而且本人亦候补数年，对官员的保守、腐败、胆怯深有体会，曾说“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5]（p484），故主张学会“悉以其他之绅士领之”[5]（p438），即因失望于官而寄望于绅。但是当时的中国绅士总体上亦属于保守腐朽的群体，他们不仅难以承受领导改革的重任，部分人甚至会带头反对改革。即以谭氏在湖南的遭遇而言，他所参与的南学会、浏阳算学会，就一再受到王先谦、叶德辉、曾廉、苏舆等绅士的打击压制。不仅如此，由于谭嗣同的言词尖锐激烈，其师欧阳中鹄已觉其语“绝骇怪”[5]（p172），稍后学会中的投机派或温和派如龙某、沈某、邹沅帆等，更设法影响欧阳中鹄，致使开明的欧阳中鹄终于函责谭嗣同、唐才常等。这种“借师权以相压”的行为使谭嗣同无比意外乃至气愤，故复信称“接读来谕，不胜骇异”，感到其中矛盾“非面谈不能尽”，并预先声明“从前所言一切谤议，……从此一笔勾销，不必深论，以免近于争论是非”；“来讲系剖明自己之志愿，并非强人从己”，且“以后即有异同，各不相碍”。他虽然说“非敢抗函丈谓不当教训之，而己决意不受教”，表示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训，但同时宣称“嗣同等如轻气球，压之则弥涨，且陡涨矣”[5]（p474-475、477-478），意即压服则不可能。但学会内部的种种分歧显然使谭氏感到失望，加上谭氏的真意是藉学会推行政治改革，故在受到朝廷“征召”之后马上就到北京投身于“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即自上而下的变法中去了。
    尽管梁、章、谭等人参与的学会自身难免有种种缺陷，出现过多端困扰，但事实仍然是：上述学会同全国其他学会一道，还是在19世纪末的政治大反动时期才彻底消失的。
    20世纪的头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社团最发达、影响也最大的时期。仅就文化尤其是学术社团而言，由于前近代的文化世家、地域性学派、书院已经基本消亡，一些能汇聚学人的高等院校、政府和社会开办的科研院所才刚刚出现，所以这一期间希望因结群而形成声势，并得到交流切磋、相互支持以及发表成果的广阔阵地的学人及知识分子，无不热心于社团活动。连最珍视个性独立和自由研究的鲁迅、陈寅恪也不例外。这期间的文化学术社团名称不限于“学会”，但是组织宗旨、活动方式特别是它们所碰到的困扰，例如，如何处置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对待内部的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如何处理会内外的人际关系以及不同学会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它们在政府权力下的命运，仍然与维新时期的文化社团相类似。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二三十年间多数有影响的学人和值得重视的文化学术成果，又无不与文化学术社团的活动有关。所以，研究文化学术社团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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