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会背景下的学术研究
    梁、章、谭三人在学会初起的背景下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始终服从于痛陈时局之危、号召国人急起改革救亡这一目标。此时他们各自在一系列的通信、演说、序（叙）论、论文乃至著作中，广泛地论及“学”、“政“、“教”等等问题，并且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融汇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
    梁启超在这两三年的治学和议政，可以称为广泛启蒙，所写文章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四类，其一为鼓吹变法者，如《变法通议》、《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其二为介绍西学西书者，如《西学书目表序例》、《西书提要农学总序》、《西政丛书序》、《俄土战纪序》等；其三为主张重新诠释中国古籍者，如《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春秋中国夷狄辨序》、《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其四是主张合群，为各种学会、学校、报纸而写的“叙”和“启”。文章充满激情，浅显易懂，以致“草野为之歆动”，“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7]（p5），可知影响很大。
    章太炎于1890-1896年间师从俞樾，既治《春秋》、《左传》，又广泛涉猎周秦诸子及史书，故在有关学会的章程中曾提出治学撰文无论属于“政治、艺事、商务、舆地”，都“必近切时事，上通经史诸子之微言，方为人格”[6]（p18）。他自己在学会初起期间所撰写的论文如《变法箴言》、《平等论》、《读管子书后》、《后圣》、《儒法》、《商鞅》、《儒道》、《儒墨》、《儒侠》等等，重点在把变法与重新评价先秦诸子，尤其是强调借鉴法家、墨家、兵家联系起来，此时他尤其推重管仲、商鞅、墨翟和荀子，并且认为中国先秦文化学术可堪宝贵，“较之袄教各家，诚若玉之视燕石”[6]（p66）。章氏此期学政结合的论文，稍后拟收入《澂书》时，他自拟为出入诸家、好发政论的三国时人仲长统，但孙诒让看过手稿后评为“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于仲长氏？”[12]（p87）意思是为学驳杂，且多附会。对此首先应该肯定章太炎此时能突破传统之见，重视诸子学，率先与众不同地肯定管、商、墨、荀的创辟胜解，但也应看到其为文不仅古奥艰涩，而且还有把中国古籍中的只言片语附会为“进化”论、变革思想以及西教学说之处时有所见的缺陷。
    谭嗣同此时的著述，除致欧阳中鹄、贝元徵、刘淞芙、唐才常等师友论改革兴学的书信之外，还有前引《壮飞楼治事十篇》，尤重要者为其就义后由梁启超为之刊行的《仁学》。谭氏思想“精锐”、“幽挚”，认为当时中国的革新事业为前所未有，况且中国自“秦变法而学与之俱变，……三代下无可读之书，士读尽三代下书已不易，况又等于无读”，但变法需要理论基础，故此他于1896年秋冬提出“今日急务，无有过于开学派者”[5]（p244、245），即开创自己全新的学术体系。1897年春其致汪康年书又说，“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5]（p493）。可知这“冲决网罗之学”就是谭氏所欲开学派的名称，而《仁学》就是冲决网罗之学的书名。《仁学》涵盖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宗教学说及中国儒、释、道、墨诸家，以“仁”为本体，称“仁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电”、“心力”都是“所以通之具”。宗旨在为“尽变西法”而倡“中外通”，为破除专制压迫而倡“上下通”和“男女内外通”，而团结集群而倡“人我通”，而“通”就是“平等、致一”，“通则仁矣”[5]（p291-292）。由于《仁学》五万余言而涉及内容甚广，故梁启超称其法为“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3]（p233），即通过“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3]（p170）。
    综观上述三人在此期间的主要著述，可知他们为了改革、救亡而提倡集群兴学，不仅是基于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清醒认识，还由于他们已经在大体上对中国传统之学作过总结和评判，对西学亦初步有所了解和抉择，才能在著述中“近切时事”并“合中西之言以喻民”。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分析其内容甚至要义，只能对其共同的突出之处略作归纳。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从“学”与“政”的密切联系入手，指出学弊是助成和维持中国专制重要原因。梁启超发挥康有为的学说，以为自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在东汉盛行之后，孔学已非“真经”，东汉学者专注于“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于孔子兼善天下之义”，加上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人们束书不观，造成“今之所谓儒者，八股而已，试帖而已，律赋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勿取，下非此勿习。其得知者，虽八星之勿知，五洲之无识，六经未卒业，诸史未知名”[3]（p85）。“学术芜塞”和“人材乏绝”是中国难以摆脱贫困混乱的原因。谭嗣同更把学术层面的批判与制度层面的批判结合起来，称“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5]（p337）。但托名孔学却又“专以剥削孔子为务。见霸术，则曰孔门五尺羞称也；见刑名，又以为申、韩；见兵法，又以为孙、吴，……于是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几无措足之地。”[19]（p465）不仅学术内容偏枯，且养成了儒者持一己之见、好攻“异端”的思维习惯，形成思想上的自我禁锢，本土的“非孔学”尚难见容，舶来的西学势难立足。
    章太炎虽不认同梁、谭二氏学弊起于刘歆、荀子之说，但亦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学术衰微，致使“六艺之学，四学之教，无益于生民”[4]（p9）。从章氏此时的有关文章看，他总结出有如下数条原因。其一，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中国学术从秦代以后呈现停滞乃至丧失活力。“古九流，……遭秦灰烬，高文荡如。汉世抱残缺，遗术犹略可睹。陵夷至于魏晋，浮屠稍炽，以嘘枯吹生为能事。……终于典章不讲，艺术不考，媸点九能，如含瓦砾，而实学亡矣。唐宋以降，政法程度，举不能逮先民。”[4]（p28）虽然肯定先秦学术，但其观点近于学术退化论。其二，进一步讨论中国学术何以从汉代开始衰微，他称“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傅《春秋》，其义尊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以专制导致人民“愚蠢无知”[4]（p71）。其三，认为专制不仅导致人民失学无知，亦导致儒生乃至教官的难有作为，“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场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朝廷所以宣教化于下民者，惟郡县之学官，……至于官秩事权，则统隶于郡守，考成于县令，纵有才行，无所措施。”重政轻学的结果是“使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获用。”[4]（p8-11）由此可见，章氏在分析中国学术衰微的原因时，虽然难免有今不如昔的崇古情愫，但仍然体现出对专制集权的批判精神。
    其次很突出的一点，是三人此时都不满老学，批评清静无为、愚民、崇俭、守陋，而主新尚动，崇利用重消费。梁启超认为，“老氏所言，上古之俗也”，“所谓邻国相望，老死不相往来”，与现今万国联为一气，人货频繁流通根本异趣；至于老氏“自言法令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之类，更是露骨地主张愚民。凡此“荧惑二千余岁”，实为“中国受病之所在”[3]（p116）。他认为“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3]（p122）强调中国当此机牙四伏，存亡续绝之际，“尤必先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而后动力之生，国权之固，可得言也”[3]（p176）。他主张鼓励人们兴利求财，注重消费以推动生产，称“西人愈奢而国愈富，货之弃于地者愈少”；而“举国尚俭，则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也。故俭者亦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老氏欲持此以坊民，非惟于势不行，抑于义不可”[3]（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