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观点上的歧异与人事纠纷
    但是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三人在学术理念和学会的组织原则及如何对待会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同的见解，并且各行其是。因学术理念不同，他们之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争辩，虽然影响到改革的理论基础的混杂分歧，然而从学术而言却是正常的百家争鸣；但是学会组织的路向不同和人事关系的纷扰，无疑影响了他们的结群合作与学会发展。
    先看他们因学术上的歧异而进行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论辩。
    梁启超在《仁学序》中称《仁学》为“光大南海宗旨而作”，所言与康、梁“无所不契”。这是失实之辞。很明显谭氏不同意康、梁的以“保（孔）教”为号召，《仁学·自叙》明言：“二三豪俊，亦时切亡教之忧，吾则窃谓不然。何者？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5]（p290）。他更注重制度和立法，以为“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5]（p213）。其次，谭氏对康、梁的独依《公羊》和独尊孔子，“亦有不敢苟同者”。他说“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公羊》固得其真传，顾托词隐晦，虽何休为之解诂，亦难尽晓。至于左氏之书，则不尽合经，疑后人有所附益，然其叙事详，且皆可稽。苟说经而弃是书，则何由知其本事？”[5]（p528）他还强调，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其他诸家如墨子、庄子乃至韩非“虽各不免偏弊”，但其中仍有“先圣之遗言遗法”[5]（p265）。即认为独尊一人或独信一书就会造成畛域限制，妨碍博取和会通。还有，谭嗣同主张重“实”而不重“名”，他“痛夫世之为名敝也，将以实救之”，认为当时“火燃及眉睫，存亡在呼吸，岂从容辩论、空言相胜之时哉！袖刃而旁笑，何时无其人？吾尤为争孔子改制、文王受命称王者惧也”[5]（p436）。这些至少可以说明，无论是对于传统学术的态度还是斗争策略，谭氏与康、梁并非“无所不契”。
    谭嗣同虽然尊崇孔子，说孔子“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但是他认为此后“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不幸此两支皆不传，荀（子）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故断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5]（p335-337）。所以他近于绝对地说：“唐虞以后无可观之政，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5]（p464）并据此批判复古论调说，“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辄喜引经据典，侈谈古制，妄欲见诸实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5]（p368）。由此可以知道，谭嗣同自以为其变革理据的重点不在传统学术和历史成例。他甚至提出中国应“悉改文字之象形为谐声，则全球之学可合为一。”故此类断语，不用说章太炎不能接受，梁启超也难苟同。
    谭嗣同此时最热衷的是西学和佛学。他多次把中国和西方的学术、教化、政治法度、人心风俗乃至兵、农、工、商的情形加以对比，称“西人格致，依理以求”，“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其一”[5]（p465-459），认为中国“无一可比数于夷狄”，故尔“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5]（p168）。其“尽变西法”与康、梁的“参以西法”显然更加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此同时，谭嗣同在《仁学》中大力弘扬佛教。为此他首先批驳一般人混同佛、老“认为山林习静而已”的肤浅之见，称佛教不同于老氏的“顽空”、“断灭”，而是崇拜“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并“将以善其动，而遍度一切众生”，强调“替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5]（p321）。其次他认为佛教与耶教、孔教一样，均是“变不平等教为平等”，佛教尤其大至“能治无量无边……之日球星球”，小至“尽虚空界……之微法世界”，能治地球，能治世界，因此“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5]（p333、352、333），即佛教的思想范围大过孔教。所以他在《仁学·自叙》中说：“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教统孔、耶。”[5]（p289）总之，谭氏之欣赏佛法，是认为佛教含有勇猛无畏的大雄精神，普度众生的仁慈思想，了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及对大至宇宙、小至微尘的哲学思辨，这些符合他破畛域、讲会通、求平等的“冲决网罗”之学，也有助于改革的实现。
    梁启超此时也涉猎佛学，谭嗣同在著作中对梁氏的“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说作过肯定，梁氏对谭氏的弘扬佛法未作批评。但梁启超显然更注重中国固有文化，他追随康有为，不肯放下“保（孔）教”的旗帜；他主张多译多读西书，但是又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乃中学将亡之为患”，批评“论西学者“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3]（p85）。他认为中国学人应先“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或者中西并进，但也应“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3]（p108），总之他认为读书应以中国经史诸学为先为重是无疑的。他并且强调说，如果“于中国旧学，既一切不问”，“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必然造成“离乎中国，而未合于夷狄”的进退失据之局[3]（p20）。如果说他批评有人“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还只是暗中包括主张“悉改文字之象形为谐声”的谭嗣同的话，那么他在《与康有为书》中则已明言批评谭嗣同“佞西学太甚”[10]（p543）了。
    章太炎对待儒学、孔教和佛教的态度明显与梁、谭有异。梁启超此时信奉其师康有为的公羊说，极力宣传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尊崇并改装孔子，力图建立“孔教“，为此而猛攻古文经说及汉学家。但章氏服膺古文经说，尤其敬佩被康有为称为制造“伪经”的祸首刘歆，并坚持认为儒学不能归为“孔教”。故其《自定年谱》丁酉年条下曾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在《致谭献书》中说，“麟自与梁、麦诸君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又自称对康、梁作为理论张本的《新学伪经考》，“前已有驳议数十条。近杜门谢客，将次第续成之”[4]（p14、15）。关于章太炎此时与康、梁的学术分歧，前人已多有研究，兹不重复。简单地说，康有为是为变法而虚构学术史，而章太炎却不愿为政治上的“致用”而背离学术上的“求是”。这方面后来梁启超也有所改弦易辙，不再提“伪经”和“改制”，并且批评康有为犯了“以事实徇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