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批判更激烈尖锐。他认为老学“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毁刚”，足使后世“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而端由是废弛矣，……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千百年暮气沉沉，及至清王朝所行政令，所订律条，“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与西方对比，只能说“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而“哀中国之亡于静”[5]（p320-321）。他公开宣布人应求财，称“人之与财，其相需如是其急”[5]（p442），并分析“圣贤不当计利害”之说，认为此言于“自己一身言之，……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又岂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寝兴寤寐之中”。他据此嘲笑那些“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者[5]（p163），实不知“道”为何物。他还指出片面强调“静”和“俭”为害极大，说“惟静故惰，惰则愚；惟俭故陋，陋又愚”，“人人俭而人人贫”，“故静与俭，皆愚黔首之惨术”，不仅会造成“利源不辟”、“货弃于地”，而且“积疲苦反极，反使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止”。而这些正是“私天下”、“未达治平之境特有的现象”，“故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以壅，壅故乱；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治平至于人人可奢，物物可贵，即无所用其歆羡畔援，相与两忘，而咸归于淡泊”。对此不能误解谭氏深意，以为他在片面空谈奢侈消费，事实如他所自言“夫岂不知奢之为害烈也”？但是由于专制统治者控制着“金玉货币与夫六府百产之饶”，自己骄奢淫逸而只要求老百姓信守“俭者美德”[5]（p322-327），实为“财偏以壅”，民不堪命；而且正是片面的“静”、“俭”之教，造成普通中国人忽视物质利益，不知道自身权利，不开发富源，所以谭嗣同在此提出一种类似于“均富”的设想，实为救弊之论。
    章太炎此时对老学也有批评，曾对“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之说提出商榷。他说“老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与儒术相比，老学的最大特点是“阴鸷”、“庙算”、“鉤距之用为多”。其术讲“先予后取”、“兼弱功昧”，靠其术成功者就是田常（篡夺姜姓齐国为田姓齐国）和刘邦之流，所以说也只能“防窃鉤而逸大盗”。老学的第二个特点才是讲“清静”、“自然”[9]（p9-10），章氏对此也不以为然。他说“惟夫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如果永远清静无为，人类就永远如上古之人“茹毛饮血”，“黄金弃于矿，珠玉弃于渊”了。“是故侈靡者，工艺之所自出”，也是“泰西商务所自出”[4]（p32-33）。可见他对消费拉动生产的看法基本上与谭嗣同相似。
    再次，与上述批判精神相联系，他们三人都表现出对民族历史、对固有文化及士人的自省态度。中国虽从19世纪中叶起一再遭受屈辱失败的打击，但一种整体性的自尊自大并未改变。屈辱与自大的交织，使得中国对西方的蔑视与义愤之情占了主导地位，阻碍了必要的自省，必然难以真正“师夷”和引进西学。全面而深刻的民族、文化自省，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开始的。谭嗣同在这方面显得最突出，他说“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强调要从自身内部发现并根除贫弱混乱的原因，“气实则病去”[5]（p116）。他把中国和西方的“人心风俗政治法度”、“伦常”、“学术”、“教化”以及“兵”、“商”、“农”、“工”各方面的情况略加比较，称之为“无一可比数于夷狄”，由此激烈地批评“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5]（p225）。并强调如果一味“以为患莫大乎外夷”，就可能“荒中国之大计”[5]（p145）。梁启超的文化自省要委婉一些，他指出：“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3]（p85），并认为当时的中国“方日兢兢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夷狄之不暇，而安能夷人”[3]（p124）？可见其基本看法仍与谭氏相同。相比之下，章太炎的文化自省范围较小，他除了谴责集权制度之外，重点放在批评士大夫身上，称“往者士大夫不思经世之业，而沾沾于簿书期会”[4]（p17）”，“方其上在朝市，或穷而伏闾巷，目未营九州，皆虚骄自贵，恶闻异己，言邻国有善政，则掩耳疾走”[4]（p59）。表现出对士大夫乃至读书人的脱离实际、固步自封、不肯向他人学习等痼疾的针砭。
    最后，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民本位倾向，这与上述三人此时都强调“开民智”（章氏称为“喻民”）和使“民富”有关。谭嗣同的这一色彩尤其强烈，他极端痛恨独夫民贼据“国”残“民”，曾说“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5]（p341）？他批评被人们视为中国古代礼制经典的《周礼》，认为其中许多制度应该谴责，“如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与夫饮食衣服之属，独纷然侈汰，以恣肆于万民之上，最为显悖公理”[5]（p265）。在讨论实业该由官办还是民办时，谭氏断然指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故“以嗣同之愚，以为应专趋散利于民一类”[5]（p248）。而在回答杨昌济如何从圣贤的微言大义中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时，他说“总之，眼光注定民身上，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5]（p406）。梁启超亦称“凡圣人之立教，哲王之立政，皆将以乐其民耳”[3]（p116-117），并据此原则批评“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3]（p137）。章太炎的民本位观念则体现在严格区分“刀笔吏”和“法家”，称前者萌芽于肖何、公孙弘、张汤、赵禹等，创“变本加厉之法”，“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认为法家则如西方政治家，“终使民生”，“终使民膏泽”[43（p68-72）。而且他在评定历史人物的时候，十分强调以“不肯以残夷割剥、陵轹元元”作为最根本的标准。“慨然念生民之凋瘵”[4]（p53），是他们此时共同的哀痛。
    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直到戊戌政变之前，有识之士鉴于时势危急而呼吁改革救亡者甚众；继强学会之后全国出现的各种社团亦不少。但多数人的改革宣传和措施设想还只限于政治方面，社团活动也以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和教育的改良为主要内容。而梁、章、谭三人的议论和思考，超出了上述范围而深入到了学术文化层面，因而可以说他们不仅看到并试图挽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还要挽救民族的文化危机，这就是三人的深邃之处和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