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习称中国古代的私家奴婢（或称私家奴隶）为主人的“财产”，有如牛马，不仅不算公民，而且不算是人（注：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过，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似过于简单了。对此，海外学者早已提出异议，指出：“目前几乎所有学者都把中国古代的奴隶按其地位看作财产，这是不够的。奴隶是财产，但不全是财产。含义比财产要丰富得多。”（注：叶山（Robin D.S Yates）：《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他未展开阐述，而这一观点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文拟将近年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的材料和《睡虎地秦墓竹简》（注：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及其它的文献材料结合起来，围绕着以上看法，就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的社会地位问题略作探讨。
    一
    《张家山汉墓竹简》（下简称汉简）所载若干私家奴婢的材料，证实了私家奴婢的确具有财产的属性。例如，《二年律令·户律》载：“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显而易见，这里把奴婢和田宅、马牛羊、其它财物相提并论，都视其为主人的财产，仅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与后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再如，《二年律令·贼律》：“奴婢殴庶人以上，黥頯，畀主。”《二年律令·具律》：“奴婢有刑城旦舂以下至（迁）、耐罪，黥（颜），畀主。”《二年律令·告律》：“奴婢自讼不审，斩奴左止，黥婢（颜），畀其主。”奴婢在触犯汉律时，要分别不同情况或处以黥颧，或黥额、颧，或斩左脚、黥额、颧，但处罚后却一律交还其主人。犯罪的奴婢不必如自由民那样被判处为刑徒，在官府的强制下服事苦役。这种情况在秦代亦然。《睡虎地秦墓竹简》（下简称秦简）载有这方面的材料，如《法律答问》：“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月古死，黥颜，畀主。”而秦律规定：“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简《法律答问》）自由民擅杀己子，要被判处为刑徒，服城旦舂的苦役，但私家奴婢擅自杀死自己之子，或笞打自己之子而致其死亡的，则都应在额、颧上刺墨后交还其主人。
    这反映了在惩处私家奴婢的犯罪方面，汉律是承袭了秦律的。也说明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行使惩治罪犯的权力的同时，又注意尊重和保护主人对于其奴婢的所有权，不去损害主人对于奴婢所享有的权益。这恰恰体现了奴婢是主人的财产的属性。在一般情况下，主人对于奴婢所拥有的所有权、所享有的权益，并不因为奴婢的犯罪而丧失。《二年律令·亡律》：“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为私家奴婢的妻子之所以不被官府收没，原因即在于她本身也是奴婢，是其主人的私有财产。
    然而，如果奴婢犯下死罪，就不因其是主人的私产而免于处死。《二年律令·告律》：“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于市。”奴婢控告主人、主人的父母妻子，官府不仅不予受理，还要将提起诉讼的奴婢处以死刑--弃市。这时私权必须完全服从公权。不过就其实质而言，还是为了维护私权--为了使奴婢服服贴贴地听命于主人的役使，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反抗。《二年律令·贼律》：“口母妻子者，弃市。其悍主而谒杀之，亦弃市；谒斩若刑，为斩，刑之。”这则规定显然也是出于维护主人利益的考虑。这二则律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奴婢是财产，所以他们没有诉权，主人可以谒杀之。但它也显示了另一方面的现像，即奴婢是有其思想的，有时还敢于违忤主人--悍主；有的甚至希冀通过诉讼达到某种目的。类似的现像在秦律里也可看到，秦简《封诊式·告臣》：“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封诊式·黥妾》：“某里公士甲缚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也）。乙使甲曰：丙悍，谒黥劓丙。’”男子丙和大女子丙都是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和主人抗争的奴婢。奴婢在这方面的表现，绝对不是牛马羊及其它财物所能具有的，因此也决不是后者所能比拟的。这就说明奴婢虽是主人的财产，但他们和牛马羊及其它财产是有所区别的，不应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二
    秦汉律法中关于奴婢问题的规定，存在着一些人性化的因素。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其小隶臣疾死者，告其口口之；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小隶臣若非病死，须报官对责任人加以论处，可见官奴婢不能任意杀害。那么，私家奴婢能否擅自杀伤吗？《法律答问》：“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这里的“子”是什么身份呢？汉简《二年律令·杂律》：“民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子。主婢奸，若为它家奴妻，有子，子畀婢主，皆为奴婢。”据此可知，不管男奴之妻是自由民还是婢女，所生之子仍为奴婢。否则，就不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子畀奴主”、“子畀婢主”了。可见人奴擅杀之子只能是奴婢，而人奴因此举则要被处以黥城旦那样的黥刑。由于这里擅杀奴婢的责任人身份也是奴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则律文不能说明秦律也禁止主人擅自杀伤奴婢。若此，再来看看其它的规定吧。《法律答问》：“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主人擅杀、刑其子或奴婢，其子或奴婢提出控告，官府不予受理。这并非等于说家主可以任意杀害子女或奴婢，因为“擅杀”二字即已透露了这个信息。《史记·田儋列传》记载，秦末陈胜首倡起义后，原齐国贵族田儋欲趁机起兵反秦，于是“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集解》注引服虔说：“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这说明最迟至秦时，主人欲杀奴婢，是必需经官府批准的。汉简《奏谳书》载一案例：“汉中守（谳）：公大夫昌苔（笞）奴相如，以辜死，先自告。相如故民，当免作少府，昌与相如约，弗免，已狱治，不当为昌错告不孝，疑罪。廷报：错告，当治。”主人公大夫昌笞打其奴相如，导致其死亡。昌自己向官府报了案，但又告相如“不孝”。廷报认为他是错告，应当治罪，此案例进一步证实，秦时主人要处死奴婢确是必须经过报告的程序，也就是“谒杀”。昌擅杀其奴于前，而报告于后，已违反了这一程序，其杀奴的理由便得不到承认，因之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这则案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昌竟是告奴相如“不孝”。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但也说明奴婢“不孝”主人，是导致被谒杀的一个罪状。不过，如果奴婢等同于牛马羊等财产，主人自然是不能加之于“不孝”之罪的。本来“孝”是家庭内部对于子女、晚辈的要求，而今却要求奴婢也须孝敬主人，这足以说明主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把奴婢视同自己的子女了。更须指出的是，从上引案例可知，对此法律是给予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