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的神经，是历史发展的血脉。文化的传播一般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运动相匹配、相协调、相交织的，并为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但它又必须通过个人行为与活动来实现与体现，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本质构成与必然过程。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往往会在某一文化自身生成一种新质或新的“特色”（威斯勒语），而这种新质与“特色”如果符合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规律便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从而进一步发展演化成一种“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这样的一些态势，显然就打破了原有文化整体的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那么，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当然就是传播。（注：威斯勒认为，文化构成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特色”，若干文化特色进而构成了文化复合。文化复合会像石头投入水中那样形成波纹，以发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那么，这其中的“复合”达到一定程度，也就形成了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高峰”态或“凸起”状。而这种“高峰”态或“凸起”状的迅速传播流布，也就又类同于传统传播学中所说的“优势扩散原理”。）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源”、“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也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运演过程，正好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当时，整个世界文化的形势已经出现了高低与快慢的巨大反差。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社会区域性物质文化的“高峰”态。而中国文化则在整体上还一直固守在封建专制型的僵化、保守与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因而，那种以经济侵略开始的“西学东渐”就不可避免了。无论我们的国门封闭得多么严密，也无法阻挡作为超常发展之结果的“坚船利炮”的攻击，更无法改变文化高峰向低谷流布传播的铁的规律。
    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强大压力和冲击之下（甚至是武力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最先觉醒起来的是中国近代的一批文化人。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呼吁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之路。从而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形成了文化观念上的“凸起”状，并逐步开始了向社会各界的传播漫延。当然，此时的传播速率是相当缓慢的。人们的文化传播意识以及传播条件还很低下，这些新的观念尤其难以直接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主要停留在那些高中级的知识者阶层。稍后到了维新和改良运动中的梁启超，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改良派们从传播观念到传播途径与手段都有了高度的自觉和较为系统的主张与设计。梁启超是此时期最卓越的文化传播理论家与实践家。由于其在当时宣传舆论方面的出色表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家而不是思想家。（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家，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舆论传播界发生过实际上的重大影响，而是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于文化传播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中，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文化传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指通过传播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的“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已经把传播的价值看得何等重要。在同一文中，梁启超还讲一步论述道：“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这里的“群心智”，应该理解为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高层次文化的传播，因为梁启超还紧接着举例道：“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所以，其对“心智”的基本理解和参照就是“欧洲之人”的文化，即“自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也一开始就详细论证了传播的“通”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此焉耳。
    在中国，在史以来至19世纪末，如此看重传播之作用，并从理论上论述得如此之深刻的，也许只有梁启超。当然，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已经表明，中国近代的传播学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并开始走向完整和成熟。然而，其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因为这种对于传播活动尤其是文化传播之关乎国之强弱的价值认定，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的某种现代意识的最早的觉醒，展露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缕微光。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便是封闭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而封闭、保守与超稳定就必然造成僵化，也就必然排斥流通，排斥传播。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等，都是最极端的对文化的摧残，当然也是最典型的对传播尤其是大面积的文化传播的抑制与摧毁。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就是对于文化传播的控制。封建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避免文化的传播而使之“塞”，以此来维持其稳定和不变，这在封建专制的文化战略上无论是对内与对外都是如此。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所以，对传播的高度看重本身就是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走出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一个进步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