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倡新文艺。文艺的传播是更具有影响力和大众性的一种传播手段。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的同时，又曾创办过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他对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在启迪民智方面的作用甚至强调到了有些过头的地步。他在《新小说报》第一期便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宗名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在梁启超心目中，小说是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工具，是承担文化传播、促进民智开化的主要途径。他不仅在《新小说报》上刊发了各种小说作品，而且还亲自创作小说并曾吸引了众多读者。梁启超还从理论上深入论述过小说具有极大影响作用的“四种力”：熏、浸、刺、提。就是通过阅读小说而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文化素养，顿悟经国治世之道。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进入到了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艺术传播的特殊规律之中，更加表明梁启超的传播学理论的高度系统化与深刻性。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下，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与手段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极其落后的。而梁启超几乎对每一个可能的传播领域都有所涉足。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些传播途径和媒介形式都有非常系统的理论与思想。如系统的办报学说，系统的文艺传播主张以及系统的国民教育思想体系等。而且，他的传播思想以及传播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向现代化传播的跨越与转换。
    三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情感的文字，征服了一大批知识者。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党人列传》，《戊戌履霜录》卷4。）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注：严复致熊纯如书，《学衡》第12期。）
    那么，作为传播者，梁启超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是思想观念能够充当时代的先导。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这就是最需要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的时期，梁启超在当时大致充当了这样一位文化角色。正如有人曾经分析过的：“19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随着新学堂的兴办和科举制的废除，产生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批人20岁上下，血气方刚，志向不凡，他们忧国忧民，不满清廷的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痛惜国家的日益沉沦，希望振兴中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他们经验不足，新知贫乏，旧的东西不屑一顾，新的知识不知何处去寻，彷徨犹豫，上下求索。谁能满足这批人的需求，谁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谁就可以成为言论界的伟人。梁启超恰好看中了这一点，既给这批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又通过《新民丛报》等喊出了他们的心声。”（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147页。）
    其次，梁启超在利用新闻报刊的传播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为此后几代人都曾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新文体”，非常适合中下层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兴的青年学子的口味。这样的文体议论风声，情绪激昂，节奏强烈，形象生动，非常能够拨动那些急于寻找相同振幅的青年人的心弦。读之使人感到一种勃勃的生机，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和鼓动性。其痛快淋漓、热情奔放的言词，使凡有血性之中国儿女，读后不能不热血上涌、拍案而起！梁启超成为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崇拜的偶像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梁启超毕竟是刚刚从传统文化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叛逆，毕竟是在世代相传的旧文化体系之中养育出来的一个英才。他不可能完全脱净旧文化的胎记。而且，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梁启超的时代无论如何也没有形成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因而，梁启超的文化传播同他的社会改良一样，一方面为他自身的传统精神所限，一方面也为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巨大的历史障碍，客观规律注定了是任何人都无法彻底超越的。因此，尽管梁启超不愧为世界之初的新文化的开拓者与播种者，但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只能由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进一步实现了。
    首先，在梁启超整个文化思想理论中，最具影响的就是他的新民学说。它在大声疾呼从事广泛社会变革的同时，较早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新民说作为梁启超文化传播的最基本的内核，显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新民说之“新”字始终是一个十分模糊十分笼统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始终也没能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真正描绘出一幅他理想中的“新的世界”的清晰图景，没有绘制出一幅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体制的中国社会的蓝图。因而，他付诸实践的社会改良必然失败是毫无疑问的。其二是他对新民一说实现的途径与手段也始终没能作出最科学的选择，使他的思想体系显出非常明显的自相矛盾和抵牾。这一学说是在1902年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时提出来的，当时正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那时他并不讳言革命，可以认为，梁启超当时阐释“新民说”，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但是，自从考察美洲新大陆回到寄居的日本后，梁启超回归到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立场在以后20多年里始终没有改变。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造就“新民”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当时革命派批评梁启超说，不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国民性无从改造，“新民”无以造就。梁启超则争辩说，没有“新民”，社会改革不可能真正实施，花了大量精力，换来新瓶旧酒的结果，实在毫无意义。他不主张在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这就使他的“新民学说”在目的与手段上呈现出了深刻的矛盾。
    其次，在文化传播的媒介体系方面，对有些领域他还缺乏专业性的研究和认识，有时难免在强调其文化传播的社会功利意义时，忽略了该领域的内在规律和自身应有的价值。如对文艺传播，由于过于单纯地强调其在“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新风俗”等社会改革中的宣传工具作用，面对其审美意义和价值却有所放弃，文艺成了简单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图解和传声筒。大大削弱了其文学性和艺术性。所以，尽管梁启超曾亲自创作过一些小说作品，如《新中国未来记》等，但其影响却远不及他的政论或学术研究。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领袖之一，其政治的命运是很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位近代文化的传播者，他却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的文化影响不仅在当时具有较好的“近期效应”，更发生了不可低估的“长久效应”。日本学者增田涉在196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中，曾把梁启超对于现代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作了一个简明而充分的文献统计。他引证了有关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资料，从中可见梁启超对这些人的开蒙时期最深层的文化启迪作用。而正是这些人物，又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了整个中国现代的文化与历史。这里不能不看到梁启超的最早的传播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