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注：见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我之所以认为梁启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传播学思想，不仅在于他已经对传播学的意义和价值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且更在于他在传播学所普遍认同的上述模式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具体的实践。
    首先在第一个环节上（“谁在说”），他本人就自觉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既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传播的价值，当然也就会非常自觉地去加以传播。而在第二个环节上（即“说什么”），这是更具有本质意义的传播环节和要素。而在梁启超的文化传播体系中，这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项目，实际上也正是梁启超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本质。在文化传播活动乃至整个历史过程中，一个传播者（“谁在说”），所传播的内容（“说什么”），如果仅仅是他人的思想或观念等，那他还算不上一个最优秀的传播家，当他真正在思想界乃至整个历史过程中确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乃至体系），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从而去加以广泛的传播，这才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思想家型的传播家。从这样的角度看，我认为梁启超就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虽然当时的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这类很不错的传播家，但不论从传播体系以及传播内容上来看，都鲜有人能与梁启超比肩。魏源、徐继畬、严复等人可以说较多的是在“转译”或“转介”；而张之洞、康有为等人则还脱不掉传统的旧范，只是对传统加以“改装”或“修补”。至于梁启超，虽然也带着历史的沉重的包袱和局限，而最终也没能完全成为一个现代型的思想家或升华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家，但纵观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却是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的。当然，梁启超思想的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也就是他的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新”字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理想。他曾在《清议报》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一书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意义：“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看来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注：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这样的评价虽然并不完全科学和准确，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握到了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方面的深层与潜在的影响。这是来自梁启超这一“信源”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和历史意义。
    在“通过什么渠道（媒介）”这一环节上，梁启超也有着极其严密和完整的一些主张与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开学会。梁启超在倡导变法的过程中，根据西方经验，认为广开学会是传播新思想，从心智上启发和团结广大人民以推广新法、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他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这样的学会对于现代文化的传播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提倡“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尽购已翻西书”、“广翻地球各报”、“精搜中外地图”等，同时，他还对学会的机构设置、活动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设计。这对后来在改良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强学会等组织的建立都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在具体阐述他们当时组建强学会的思路时，梁启超称：“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可见，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开学会不仅有利于“合大群”的传播，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中国风气（“向来散漫……不敢相聚相求”）的转移。
    第二，办报纸。梁启超对此也曾有过长篇论述，这是他的文化传播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传播活动中最有成效的一项事业。他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甚至还进一步强调：“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甚至与人合作，共同办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份党派性质的报纸，并于1896年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报》宗旨，一是开民智，二是求自强，尤注中外时事的介绍，从而广为传播，以改变“国人……全瞢于世界大势”（注：《饮冰室合集》第29，第1页。）的状况。后来他还在改良运动中几次办报、编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人之一。
    第三，建学校。学校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显然是不可估量的，这在当今也许已属常识，然而在一百年前，具有这样的认识却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梁启超的办学思想起自开办时务学堂，他在《时务学堂招考示》中言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国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时务学堂要培养一批既通中学，又通西学，能够救亡图存的有用人才，“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注：见《知新报》第40册。）此后，梁启超还形成了极为系统的学校教育思想体系，他明确声称：“其学校教育，亦大别为二，一曰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一曰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梁启超一生以开民智为己任，他将平民素质的提高看作其政治理想实施的关键。因此，梁启超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注重基础教育。这实际上关乎着文化传播的广度与力度问题。他多次呼吁：“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第57页。）“我所最悲者，不悲少特达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第21页。）为普及平民教育，梁启超提出实行强迫教育。政府要明定法律，使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家长都要履行供子女上学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承担教育的经费。他还提出了平民教育的各种具体办法等。（注：参见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