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学著作诞生之后，读者自然或有自己的评论与感想，这也意味着史学史的诞生。伴随历史著作的不断丰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著述风格与体裁的日益繁多，史学史也就逐渐成为史学本身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史学史是从历史学演进的视角来分析历史叙述方法、表现手段、理论基础的一门根基性学科，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内涵了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或也可称之为史学学术史。
    但史学史真正成为今天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与两种学术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一是人类悠久漫长的历史撰述传统及其留下的丰富遗产，其二是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形成和细分。因此，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史研究在西方才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并伴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在中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一、西方史学史的诞生与发展
    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撰写历史等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探讨。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就对历史学的方法路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历史是描述发生的事情，是编年式的，处理的是偶然发生的特定之事。普鲁塔克在《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中，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中充满谎言，包含着反雅典的偏见，该文本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针对史学家个体及其著作进行评判的最早作品。
    从古典时代以降直至近代早期，西方论及历史和历史学的著作续有出现，其中不乏充满真知灼见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古罗马作家琉善（Lucian，约公元120-180年）的《论撰史》流传至今，他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罗马帝国晚期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在他的解释里，世界历史进程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是在上帝创造的时间框架里且按照上帝的意志有条不紊地展开的过程。尽管奥古斯丁撰写这部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驳斥异教徒，为基督教辩护，但他所阐释的历史观，在历史时间的概念框架、历史学的性质和目的方面，为中世纪史学奠定了基调，并一直主导着近代早期的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撰述。直至17世纪后半期，路易十四宫廷神学家博叙埃（Jacques Bénigné Bossuet，1627-1704年）所撰的《世界历史讲授录》（1681年），仍在申述着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①
    但无论是对过去史著的评述，还是对史观的阐述，上述的诸多著作都还不属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范畴。今天我们谈到“史学史”，对应的英文词一般是“Historiography”，指的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非“事实的历史”，它包含两层意思，即对事实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撰述的发展史，以及在研究事实的历史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史学史指的是“对历史写作方式的研究，也即历史撰述的历史……当你研究史学史时，你不必直接去研究过去的事件，而是研究某个史学家著作里对这些事件不断变化的解释。”②我们按此定义去追根溯源，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于16世纪才朦胧出现。人文主义时代的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撰写了流传广泛的《理解历史的捷径》，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进行历史撰写的框架、原则和方法。首先，他反对从《但以理书》中引申而来的基督教精致的四帝国说，代之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具体历史进程的世界史三阶段说；其次，他认为历史的形式有三种，即人类史、自然史和圣史，且应该首先关心人类史；再次，他倡导历史撰写要尽力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史料要进行精心考证。③我们可以把该书视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先驱之作。1599年，法国历史学家拉·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ère，1541-1608）的历史三部曲（《历史著作史》、《完美历史的观念》、《新法国史的构想》），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史的开山之作。在博丹、拉·波普利尼埃尔等许多先行者之后，法国人兰格勒特·杜·弗莱斯诺伊（Lenglet du Fresnoy，1674-1755年）的《历史研究方法论》（1713年；1728年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提供了许多历史著述的摘要，这份摘要是对博丹《理解历史的捷径》一书所附文献目录的扩充。④1777年，哥廷根大学授予了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自此在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直到19世纪初，历史学在德国最早完成职业化进程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史研究才逐渐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职业化的学科研究，需要梳理漫长发展史累积的遗产，以便从中寻获有用的材料和线索，或发现可供研究的主题，或学习借鉴视角和方法。在历史学职业化大约一个世纪后，欧美各国均出现了一股史学史研究的热潮，对历史学（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历史学科）进行某种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产生了一系列流传后世的史学史作品，如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年）的《新史学史》（1911年），古奇（G.P.Gooch，1873-1968年）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肖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内）的《史学史导论》（1922年），班兹（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年）的《历史著作史》（1943年），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年）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年），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年第3版），等等。其中瑞士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爱德华·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所写的《新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München，1911，Zurich）是一本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史学史通志，内容涵盖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欧洲史学著作。傅埃特注重思想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但忽略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
    递及20世纪，伴随着史学研究本身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流派，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均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人们更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记述与研究的演变，分析历史研究背后方法路径和分析技术的应用，史学史研究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成绩斐然。
    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学科初始阶段（1903-1945），这时的史学史大多是记述性的；⑤2.学科史学史阶段（1945-1989），史学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3.全球史学史阶段（1989年以来），史家以交流与融合的眼光看待全球史学史的发展。从著述体裁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史学史论著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书评和传记式的史学史，如古奇、汤普逊等人的著述；2.通史的、断代的或专题的史学史通论，如普法伊佛（Rudolf Pfeiffer，1889-1979）、布雷萨赫、凯利、伊格尔斯、约翰·布罗（John Burrow，1935-2009）等人的著述；3.全球史学史，如劳埃德、沃尔夫等人的著述。当然还有诸如布克哈特、屈威廉、伯瑞、卡尔、芬利、莫米利亚诺、布罗代尔、格拉夫顿（Antony Grafton，1950-）这类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也有克罗齐、科林伍德、海登·怀特等人从历史哲学层面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这些著述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史学史研究做出贡献。
    早期史学史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大多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在本质上是记述式的。这在很大程度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迅速了解自身学科本源与演进历程的需要。
    史学思想史的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是史学史编撰的另一条路径，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针对此著有大量研究文章和评论，影响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采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亦有之。⑥
    凯利（Donald R.Kelley，1931-）的史学史三部曲（《多面的历史》、《历史的时运》、《历史前沿》），从希罗多德一直讲述到20世纪史学的发展。该书既有记述，又有分析，兼具上述极端观点的长处，这不但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而且也避免了过于注重理论演绎所导致的玄奥。诚如前辈何兆武教授所说，“《多面的历史》所论述的，正是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下迄18世纪德国赫尔德的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理解或解释”。⑦新近由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
    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急剧转变，全球一体化急剧加速。与此同时，从相互联系的观点撰写世界史，或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动力，不断促进史学实践要体现全球视野。随着全球史的出现，全球史学史也出现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就关注全球史学史了。比如，1961-1962年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有关亚洲各民族的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包含南亚卷、东南亚卷、东亚卷和中东卷。⑧它是以20世纪50年代晚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会议为基础编撰的，获得广泛好评，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再比如西尔斯（David L.Sills）主编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 vols.，1968）第6卷中关于“历史编纂”的综合性文章，涵盖了有关伊斯兰、南亚和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简明叙述。巴拉克勒夫（G.Barraclough，1908-1984）的《当代史导论》（1964）、《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中也涉足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写作。
    全球史学史论述的主要特征是：1.不仅论述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也研究史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史学形成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注重史学知识的传播与社会组织、学术体制之间的关系；2.比较方法与全球视野：重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史学互动，着重东西方比较研究，尤其是三大传统——地中海传统、儒家传统、伊斯兰传统——的比较研究，从而说明全球史学一些内在的本质特征；3.注重传统与接受的关系，研究各种史学传统在内部的传承与外部的接受；非常注重非西方史学传统研究；4.力图避免“西方中心论”，充分考虑西方以外的史学传统，不过度突出西方的分期概念等等。
    全球史学史代表人物主要有伊格尔斯（G.G.Iggers）、吕森（Jrn Rüsen）、劳埃德（G.E.R.Lloyd）、富克斯（E.Fuchs）、斯塔西提（B.Stuchtey）、沃尔克（M.Vlkel）等人。其中《牛津历史著作史》主编、加拿大女王大学校长沃尔夫（D.R.Woolf）教授是极有影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