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
    明清之际，由于西学东传，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概念、方法也逐渐影响到中国传统史学，到了晚清和民国时代更是如此。“过去的乾嘉学派，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而言”。（16）自此以后，中国史学也开始不断融入世界，中国的史学史研究成为世界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慢慢重视中西史学史研究了，该领域逐渐成为独立的授课内容与研究主题。早在1909年，曹佐熙（1867-1921）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优级选科的学生讲授“史学研究法”，该课程讲义成为《史学通论》一书。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不少大学设立历史系、史学系或史地系。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废文理法三科之分，改门为系，新建包括史学系在内的14个系。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提倡设立中国史学原理、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躬身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概论”，撰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其他一些史论文章。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史学原理”等课程，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美国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17）这一时翻译了不少史学史著作，大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如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思（C.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1874-1965）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1929年）、班兹（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的《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施亨利（Henri Sée，1864-1936年）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弗领（Fred Morrow Fling，1860-1934）的《史学方法概论》（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这些著作为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吸收、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从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后，1952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把民国时期的英美高校体系改造为苏联高校体系，史学研究也进入了苏联模式时代，但毕竟还有自身的特色。在这一时期，复旦大学的耿淡如（1898-1975）先生非常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他于1961年在《学术月刊》第10期上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系统的概述，认为这门年轻的学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18）该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据张广智先生说，（19）耿淡如先生从1961年开始就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课程，并在《文汇报》上撰写《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2月11日）、《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6月14日）、《拿破仑对历史研究道德见解》（10月14日）等文章；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摘要》上刊登他所翻译的索罗金的《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4月1日）等文章，积极进行史学史研究推广工作。同年耿先生开始翻译英国史学家古奇（G.P.Gooch，1873-1968）（20）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有部分章节油印，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名著”出版发行，四川大学谭英华教授（1917-1996）为该书作注，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必读书目。（21）
    1961年4月12日，北京召开由周扬主持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制订了历史学专业教学方案与历史教科书编写计划，耿淡如成为外国史学史教科书编写负责人。（22）同年底，在上海召开有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老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科书工作会议，决定由耿淡如负责编写“外国史学史”，田汝康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资料集”（该资料集即田汝康后来与金重远合作选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一书，该书在20世纪80年代流传极广，为人们认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年之后，张文杰先生编选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23）。这两本书构成了80年代早期认识西方史学的两个重要窗口。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外国史学史》的编写计划最终流产了。
    “文革”后，百废待兴，外国史学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便是这一时期的第一本西方史学史专著。郭圣铭（1915-2006）先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发表《加强对史学史的研究》（刊《上海师大学报》1978年1期），表明他对这门专业的重视。他在《西方史学史概要》中认为，把“外国史学史”列为必修课程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措施，对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将发生深远的影响。（24）该书共计7章，自古代希腊史学一直讲述到20世纪初年的欧洲各国和美国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论述不多，甚为遗憾。郭圣铭先生还培养了不少西方史学史的学生，不少已经成为名家，比如王晴佳教授。王晴佳到美国后跟随著名的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研究西方史学史，近年来著述颇丰，大力推广西方史学史研究。
    自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后，掀起了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界外国史学史教材与专著出版的热潮，先后大致有：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宋瑞芝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徐浩、侯建新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2009年第二版）、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再版）、徐正等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夏祖恩编著的《外国史学史纲要》（鹭江出版社1993年）、杨豫的《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建娥的《外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广智的《西方史学散论》（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绍林等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已出第3版）；何平的《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于沛、郭小凌、徐浩的《西方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详细的一套史学通史）、杨豫、陈谦平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
    这期间还有不少断代、国别、主题史学史研究专著出版，表明这门学科快速发展与深入研究已今非昔比。比如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最早把法国年鉴学派介绍到中国，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注意。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编选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边疆学派”讨论，进而引发了人们去思考历史上的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与比较研究。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于沛、陈启能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ürn Rüsen）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学者已经可以利用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系统研究，选题也越来越与国际史学界接轨。比如：姚蒙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与台北远流出版社1988年）、田晓文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陈启能等著的《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罗凤礼的《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晏绍祥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蒋大椿、陈启能主编的《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梁洁的《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利红的《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程群的《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王晴佳的《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晏绍祥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古典历史研究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广智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姜芃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贺五一的《新文化视野下的人民历史：拉斐尔·萨缪尔史学思想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广智的《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陈茂华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广智的《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白春晓的《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这些研究专著逐渐构筑了浩瀚的史学史学术之林。
    这期间翻译的域外史学史著作非常多，这些著作的引进大大促进了这一科学的快速发展，诚如周兵教授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了一股引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从而逐渐促成了今天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状况。最近这一次的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热潮，至今依然方兴未艾（或者可以说，如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已然形成了常态化），学界前辈、同行多为亲历者和参与者”。（25）大致著作有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吴柱存，商务印书馆1981年）、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田汝康等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特纳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杨生茂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巴拉克勒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王清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刘文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勒高夫、诺拉的《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莫润先、陈桂荣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米罗诺夫、斯捷潘诺夫的《历史学家与数学》（黄立茀、夏安平、苏戎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王建华选编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罗德里克·弗拉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罗德里克·弗拉德的《历史计量法导论》（肖朗、刘立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何兆武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巴拉克勒夫的《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凯利的《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里格比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贝内德托·克罗齐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时纲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劳埃德的《形成中的学科——对精英、学问与创新的跨文化研究》（陈恒、洪庆明、屈伯文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等等。
    陈新、彭刚等人主持的“历史的观念译丛”、岳秀坤主持的“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两套丛书系统地引进了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名著，为这一学科未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两本刊物在促进史学史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是国内唯一的有关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刊物，第一任主编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担任。《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1992年创刊的，是有关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专业性刊物。史学杂志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是史学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史学普及的标志。杂志一方面以发表文章、评论、总结等为主，客观反映史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通过定主题、出专刊、约专稿等方式来左右或指引着史学研究。一些杂志甚至成为史学更新的强有力的武器，如法国的《年鉴》（1929年创刊）、英国的《往昔与现在》（1952创刊）便是典型代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出许多以书代刊的学术连续出版物，正起着“史学更新”的作用，期待史学史在新时代环境下能取得更大发展。
    学习研究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学术记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记录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行为，研究书写历史的方法，探究历史思想，勘探史学的传播更是必要的。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因为每个个体、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历史为基础的历史记忆建构了一种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过去，它超越了其个体成员的寿命范围。历史记忆超越了个人直接经历的范围，让人想起了一种共同的过去，是公众用来建构集体认同和历史的最基本的参照内容之一。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假定过去的集体和现在的集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这些假定的集体认同，使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能够得以实现，并作为一种内部纽带将编年史中呈现的各种事件串联起来，但又超越了人物传记和传记中呈现的某个伟人的寿命范围。（26）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往日信息的保存——信息消失，知识无存，历史遗失，文明不在。史学史是一座有无数房间和窗户的记忆大厦，每一个房间都是我们的记忆之宫，每一扇窗户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往昔与异域的独特视角。
    此文初稿写成后发给赵立行、彭刚、陈新、周兵、岳秀坤、洪庆明诸位教授审读，他们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