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应如何对待，梁启超认为要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比如，对于那些“伪而非伪”、或内容不伪而仅仅书名或撰名有伪的书，在稍加考辨之后，就应当作“真书”来看待；对大量真伪杂糅的书，则应确实下一番鉴别去取的功夫；真正全伪的书，自然又当别论，但这样的书其实并不太多。对已确证的伪书和伪材料，也要区别对待。有的伪书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还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不加区别，将所有已知伪书弃之不用，会遗废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研究工作不利。
    写于1927年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是梁启超对辨伪更为详尽而系统的总结。书中首先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学发达历史、辨伪方法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阐述；继而以作者所定两汉以前的经书为范围，分别论述《易》、《尚书》等14部重要典籍的作者、年代、内容和流传过程中的真伪问题。梁启超认为辨伪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唐代的刘知几是辨伪经的开风气者，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宋濂等都有辨伪方面的成绩，清代辨伪学更为发达，这些经验都值得继承。接着，作者将伪书分列为10种表现形式，提出了辨别伪书的技术和考证年代的方法。在（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所归纳八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就文义内容上辨别”两大系统，分别详加阐发。因所论都较前人更为全面系统，故此书被视为我国近现代文献辨伪的第一部理论专著。
    对于文献整理中的校勘、辑佚等工作，梁启超也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把清代学者在校勘文献典籍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归纳出四种主要的校勘方法，即：其一，对校法；其二，从本书或他书中找出凭据，校出错误，即本校或他校；其三，发现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书通有的讹误，即“理校”；其四，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又如，他总结出鉴定辑佚书优劣的四条标准：（1）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2）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3）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4）原书篇什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或一伪书，搜集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这里不仅提出了辑佚工作的一般原则，而且指出了辑佚对象的选择问题。
    3.对文献学成就的总结梁启超对文献的总结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前者将清代学术（主要是考据学和今文经学）划分为四个时期作了简要而系统的考察和评介。后者以四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清代考据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在经学、史学、文献学、天文、地理、历算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好成绩，在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表现更为优异。《清代学术概论》正是这样一部阐述其学术思潮源流变化，分析各个时期及其代表人物成就与不足的著作。书中极力推崇清代考据学派的学风特色，并将其归纳为：（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有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者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剽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为忤。（8）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总而言之，其基本精神是：注重证据、无征不言；比较研究，掌握规律；师生平等讨论，恪守治学的道德；研究的范围要窄而深，文章的内容要言简意赅，切忌华而不实。清代学者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确有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之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内容与《清代学术概论》互相发明，但篇幅较《概论》充足，故叙述清代学术发展史更加从容、全面、深入、翔实，是对《概论》的重要发挥和补充。如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对清代学者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项工作分别归纳出具体方法，并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果划分为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等十二门类加以说明。所论学者上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下迄皮锡瑞、王国维、章炳麟诸人，皆先列出主要著作，继述其历史背景、学术渊源、学术价值，并提出整理意见。《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著作，可称为清代文献学的总结性专著。
    梁启超于文献学方面有影响著作还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汉书艺文志诸子考释》、《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说方志》等。此外，他的很多学术著作也都涉及了文献学的内容。
    《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是梁启超于1932年为答复《清华周刊》记者的问题而写的。他先将自己所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籍划出大类、区分主次，再以自己一生治学的体会简要说明阅读的方法。对那些重要而需精读的典籍则着重介绍其在国学上的意义，进而对其成书时代、内容或真伪加以评价，并开列出可供参考的后人研究成果。对历代学术名著则于列出书名后扼要叙其特点，再指出读者参考利用的方法。对于那些成书时代有争论或版本内容不尽同的名著，也特别予以指明。此文列举清人及近人著述甚多，显示了晚清思想界的趋向及清代学者整理古代文献的成绩；同时也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撰于1925年，是梁启超为《论语》、《孟子》、《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礼记》和《大戴礼记》等11部重要古代典籍所写的导读。由于梁启超对各部典籍作者（或编定者）的生平、思想及典籍的内容特点，主要价值，流传影响等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故能居高临下，提挈要点并加以论述，对读者确有指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