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初创时期。梁启超当推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这一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为创办图书馆大造舆论，他们在提出设学会、办学堂、开报馆的同时，非常注意学习西方列强经营图书馆的办法，把开办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改变旧风气的重要措施。
    梁启超对图书馆的认识是他晚些时候才系统成文的，如他在《清议报》宣统元年（1909）5月2日第17期上《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中提出，图书馆有“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辅助其知识之利”、“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使图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使阅览图书者得加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八大功能。这些功能只存在于西方那种开放型的图书馆中，中国封建社会封闭型的藏书楼则根本不具备。为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有感而发道：“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之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籍”？于是，他极力推崇和宣传西方图书馆：“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大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可以说，梁启超对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较之当时已具有了相当的超前意识。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创立了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伊始就曾办附属于学会的图书馆——“书藏”。“书藏”内陈列“天下图书器物”，对一般民众开放，以启迪民智，宣传西学。可见强学会所设立的“书藏”已具有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后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还特地把“开大图书馆”称作强学会所做的五件大事之一。在康、梁的影响下，朝廷官员如孙家鼐、李瑞棻等人也奏请创办图书馆；一些私人藏书家还将原有的私人藏书予以整理和扩充，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这些都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在对图书分类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四种分类法的新分类方法。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文中将所辑西方著作的400种书目，先分划当时译出的西书为学、政、教（宗教）三个方面，再从图书分类体系归纳为三大类并28小类，即：（1）西学类：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2）西政类：史志、官志、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3）杂类：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类可归之书。“西学”所有类目几乎都是按其“新学”的学科分类，“西政”的类目也同其“新政”的内容大致相同。这种图书分类法，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局限，更适合于近代学术研究的要求，为近代西方国家图书分类体系的输入和后人采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开辟了道路。《西学书目表》的著录款目详尽，不但标识出了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格等，并注有该书的优劣、深浅程度、及阅读方法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皇帝下“定国是，兴学堂”上谕。五月，清政府批准了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私请梁启超代为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故须在大学堂内“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规定拨给“建筑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并应于“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以司书务。《京师大学堂章程》关于在大学堂中附设“藏书楼”的规定，是近代我国大学图书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馆章程，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构建近代图书馆的思想。
    1917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将军，在上海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图书馆全靠征集私人捐款建成。1923年迁至北京。
    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为协会第一任董事部部长。他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提出要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他认为要建设适合中国图书馆应用的图书馆学，就应在研究外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中国的图书，为中国学术界开辟新的发展途径。因此，在他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虽经费紧张，却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经常为此奔波借垫，同时还潜心研究制定“中国图书分类法”。
    梁启超一生学术成就巨大，对文献学和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都功不可没。他一生治学的方法、态度、经验都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