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埃德温·乔治·普列布兰克（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年7月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加尔加里，早年就读于艾伯塔大学和伦敦大学，1953年以来，一直任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所汉语教授，致力于东方国家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日本杂志举要》、《东方和非洲研究机构公报》等。
    不言而喻，在现代以前，中国史籍之富是其它国家所无与能比的。至少，汉学家们都是这样看的。但是，由此而对其史学编撰的方法及史学批评的原则也大加赞辞，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史学编撰的方法，只是通过原始的批评手段以剔除材料而作的一种机械的剪刀加浆糊的简单汇编。诚然，对中国那些一般性的官修史书来说，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对那些由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们所展现的学术智慧及史学思想的特征来说，这一评价却很难说是公允的。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史学评论，从其意义、概念及指导原则——不管这些是否被系统地阐述过——来说，与中国的史学史一样，也是渊源流长。为此，我才写了这篇专题论文。这里我想着重探讨的，只是以一两个史家为代表的史学方法和评论技巧，仅此而已。故而，对那些属于传统范围的“史评”或“史论”一类的著作，我将置而不论。因为这类著作主要是从道德说教的立场来评论历史事件或历史著作。当然，揭示中国历史上政治和伦理的面貌，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却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一、刘知几与《史通》
    在中国，史学家们对历史著作的评论，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公元前100年）就有。三世纪四部分类法的出现，史学成为四部之一；再到四世纪南北朝时代“史”的建立，历史学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一部名符其实的史学评论专著，是刘知几（字几玄，611—721年）撰写的《史通》（就我所能看到的各种文字记载来看，是如此），它完成于710年。
    《史通》是一部评论性和哲理性的专著，据刘氏自己说，《淮南子》、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列劭的《人物志》、陆景的《典语》及刘勰的《文心雕龙》，均为其提供了范例。特别是《文心雕龙》一书，不仅为《史通》的写作提了极其贴近的参照，而且很可能对其有着重大而且直接的影响。此书是一部从历史的角度写成的文学评论专著，对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作了讨论。其《史传》一篇，虽被一些人讥为肤浅粗糙之作，但却有着许多精彩的议论，《史通》中就有其回声，甚至在用词造句方面，也有与其类似之处，刘知几论史，仿效了刘勰论文，两者在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同样用对偶韵文属文。这也难怪，因为在中晚唐的“古文运动”开始以前，以对偶韵文写作才是标准的文学形式。
    刘知几对中国官方史学纯形式（purely formal）方面的强调， 很可能令现代西方史家大失所望。然而，认识到中国人对史学态度的这一突出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它与其它国家人民对史学态度的区别所在。对中国人来说，史学是（1）官方的（official），（2）规范的（normative）。正象官方具有给予衣食、品衔和荣誉的职能一样，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公正而又明确的记载，也是其职能之一。而且，这种记载具有一种重要的道德目的，即通过传递历史上善的或恶的事实，来劝善惩恶。正因为如此，对道德礼义（ritual and decorum）重视，在历史研究中总是起着重大作用。此外，在唐代史馆制度确立的前半个多世纪里，史学的官方特征（character）早已非常显著。故而，刘知几的评论直接指向中国的官方史学。
    在《史通》的《史官建置》一节，这种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心理需求（an appeal to psychology of a more individualistic kink）所合理化了的史学态度， 得到了绝妙的阐发。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刘知几本人对历史的感情。尽管他的论点不无强词夺理之处；但是，在他那似乎是刚愎自用的意见背后，常常有着极其精彩的见解。
    就刘知几改造“正史”的内容与编次的建议来看，其最有趣的是书志部分。他主张将天文、艺文和五行三志取消，或看作大幅度的删削。在他看来，对某一王朝内出现的彗星、日月食等奇异天象进行记录是必要的，但是，一般的天文星象，千古不变，因此不必每部断代史都要加以记载、讨论。同样，对某一朝代问世的优秀著作加以著录也是必要的，但是，不顾朝代断限，把这个朝代现存的著作全部加以著录则是多余的。过去有人认为，刘知几对《汉书·五行志》的驳难，表明他对灾祥、迷信的否定，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他还是承认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灾异祥瑞。当然，他持的是较为理性主义的态度。他反对汉代的“五行”学说，反对官方史家在史书中对灾异祥瑞的过份渲染。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从人事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因此，他批评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认为魏亡秦兴皆由天命的观点，认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更有趣的是，刘知几还建议立新的书志。他一再主张史书应添设都邑、氏族和方物三志。如果说都邑和氏族还都是重要的历史事物，因而有必要在史书上加以记载的话，那么，方物就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然，后来的断代史都没有将此三者增入书志；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这些建议对后世史家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刘知几的另一建议是将分散于本纪、书志和列传中的制册、诰命以及其它公文聚集起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古代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的区别之上的。这样做对读者当然是极大的方便。然而，他的这一建议也未能为后人接受；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象《唐大诏令集》这类独立的著作与其有相似之处。后来，章学诚在编修地方志时，也有类似的打算。他希望将方志分成“三书”，即志、掌故和文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