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就保存下来的中国官修史书来看，其数量丰富，前后相继，从无间断；对此，我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从刘知几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中，中国官方史学日趋单和平庸，从而使一些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史家感到心灰意懒。正因为如此，那些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史家总是在他们个人的著作中表达自己的史学见解，而且这样的著作总是在史馆之外写成的。通常，他们在自己著作中创造出来的新的形式，又为官方所认可，并加以模仿或继承。
    例如，刘知几的儿子列秩曾编撰《政典》，后来杜佑又将其增补成《通典》一书。他们俩都是私人修史，但却创造出了百科全书式的国家典章制度史的新形式。杜佑在《通典》各门的序言及一些分散的评论中，表达了他试图主动了解历史演进的意愿。他在书中展现了“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通典》类似的还有苏冕的《会要》，该书后来被增补成《唐会要》。尽管从保存下来的苏冕的有关评论中来看，他远没有其杰出的同代人（杜佑）那样具有洞察力，但他的著作与杜佑的《通典》一样，都为后世由官方主持编写的各种典章制度史提供了范例。
    在这类私家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疑是篇幅最大、最出类拔萃的一部。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间的历史。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最高成就的著作，它完全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司马光生活于公元十一世纪，是北宋主要的保守派政治家之一，也是改革家王安石最早的反对者。他在《资治通鉴》中所采用的编年体，并不是一种新的编撰方法，与正史中本纪、书志、表历、列传的安排相比，它甚至可以被视之为一种倒退。然而，正史中的这种机械安排，事实上使材料分散，“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而且，“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时间概念不清。一个人如果想了解某一历史事件的发展始末，则是难乎其难。相比之下，尽管编年体通常也是象记流水帐一样将一些互不相关的事情一同写入史书；但却更容易以时间先后来编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司马光没有从因果联系中来看待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并把它们视为一个有机的历史整体；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提供了一些相互联系的环节，而这却是中国传统史家所从未完全达到的。
    这里，我不打算涉及司马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方方面面，只想就其史学方法及史学评论的标准作些介绍或分析。司马光的史学方法及其评论标准，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进步。在刘知几那里，史学评论虽然不无真知卓见，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为其脱离实际的理论所左右。然而，司马光却不同，在他这里，严格的评论标准则自觉地运用到《资治通鉴》这一传诸不朽（possession for the ages）的著作之中。
    和刘知几一样，司马光对史学的终生兴趣，也是由其早年被一个亲戚讲述《左传》而引起的。不过，司马光的政治态度对其史学研究却有着很大的影响。他透过其坚定的保守主义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稳重和理性特点（realistic nature），也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之中，那就是强调史学的真实性和实用性。他不仅渴望获得广博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希望把这些知识组织成方便且又利于人们驾驶的东西，以便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编年体的形式比纪传体更能适合其意图。故而，他设想写一部上继《左传》下讫宋初的历史巨著，以编年体的形式汇天下之书为一书。
    他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年表的形式网罗战国至五代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也正是他后来编写的《资治通鉴》的上下年限。1064年，他把这个大事年表呈寄朝廷。此年表凡五卷，名《历年图》。两年后，即1066年，他又将《通志》一书呈寄朝廷。这是一部战国时期的编年史，也就是今天《资治通鉴》的前八卷。结果，他得到宋英宗的委任，“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请求朝廷任命精通史学的刘恕和赵君锡二人为其助手。这一请求为朝廷所同意。赵君锡因其父逝世而退出，由刘攽替代。
    次年（1067年），司马光被命在皇帝面前进读《通志》。为了酬答该书，神宗赐名为《资志通鉴》，并为它写了一篇长序。神宗还从王储的书库中赐给司马光二千四百0二卷旧书。在官方的支持下，编撰工作继续进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资治通鉴》并不是官修史书，它不是在国家的史馆中修成的。司马光为了编撰此书，曾组织了史局，但那完全是由他个人控制的。
    编修工作的第一步是按年代顺序，起草“丛目”。就范祖禹负责的唐纪部分来说，它先以各朝实录为基础，列出标题，然后再把正史、杂史、轶事汇编、文集等各种材料加以梳洗，分注于有关标题之下。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根据材料再立新的标题。这一工作完成后，接着就是“长编”。着手“长编”时，必须先把“丛目”及有关注脚一一检查。如果材料彼此无异，则全部写入“长编”；彼此互有详略，可相互补充者，则加以综合写成；若遇材料有相互违戾矛盾者，则择一证据分明、近于情理者编入，并加注说明。“长编”的编写有很多具体的原则，但最主要的还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有趣的是，司马光编写“长编”时，真的采用了剪刀加浆糊的方法）。据说，“长编”完成后，竞占了司马光家中的三间屋子，仅唐纪部分就有六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