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还强调，对历史上那些不重要或不值得记录的事情，必须省略，而且史文必须简洁流畅。这表明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对文字作品的态度。但是，人们对他的这一意见于历史编撰的价值，则颇有疑义。也许，他的这一建议会有助于增强史文的逼真性（gravitas）；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一点已变得昏暗朦胧，或者至少已失去其鲜明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刘知几本人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具有真正史学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历史著作的形式或文学式样。
    刘知几坚持认为，入史的政府文书应该具有真正的内容，他反对将那些空言大话或虚伪的文书写入史文，如那些所谓的“退位”诏书。从总体上看，他反对用夸饰浮华的辞藻写史（尽管其《史通》仍然延袭华丽的骈文体），主张史文的简洁，摒弃华美的词句； 但是， 他却不主张将口语变成更为古体的文字语言（more archaic literary language）。他蔑视那些刻意模仿古人言语的史家，相反，对那些用时代口语撰写历史的史家，却大加表彰，认为“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刘知几对史学真实性的强调，还体现在他对地理环境对人物影响的这一态度之中。以前，史书中人物列传的开头总是记录入传人物的籍贯，但是，这里并不是他真正的出生地，而是他的家庭也许是几个世纪以前居住的地方。刘知几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在他看来，一个南方人尽管其出身于一个声名籍籍的北方血统，但他仍然是个南方人。而且，他还认为，那些自称其祖先如何卓著的人，往往是为了欺世盗名（刘知几就曾对其所出生的汉朝刘氏为尧帝后裔的传统意见进行揭露）。
    对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刘知几也有着现实主义的鉴别。例如，孙盛断言《左传》忽略吴国和越国的史事，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刘知几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群雄割据，各国之间交通困难，因此，象吴、越这样边远的地方，史家很难了解其史事。同样，他还认为，上古史书简约而近代史书烦博，并不是由于上古史家的高明和近代史家的笨拙，而是形势使然。
    在中国，刘知几曾经声名狼籍。因为他不仅大胆地挑剔前代史家的过失，甚至连象《春秋》这样的儒家经典他也不肯放过。然而，在我们看来，刘知几的批评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的批评不仅支离未节而且也很肤浅。他仍然没有跳出儒学的传统圈子。但是，就象他的先驱——汉代的王充一样，刘知几不仅责难具有神圣地位的儒家经典，而且还把这些经典视为一般性的著作，这无疑为中国的哲学传统开创了怀疑论的支流。刘知几生活于校勘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宋代和清代之前，他轻率地接受了一些为后代学者所否定的伪书，如《古文尚书》等。但是，他的种种努力对中国史学评论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刘知几极力反对史家在记载历史时的蓄意“曲笔”。在他看来，史家应无视强权的压力敢于秉笔直书。然而，在历史上这种秉笔直书的举动却如凤毛麟角，而且对史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很坏的下场；相反，蓄意歪曲或隐饰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刘知几认为，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目的而造成的曲笔，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臣子对君父只能美言而不能揭短，孔子在《春秋》中就曾这样隐饰过鲁国国君的罪行。在他看来，出于为尊亲者讳而造成的曲笔，其对“实录”精神的危害，应由后人来鉴别。他认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善恶直书，相反，那些出于个人目的而歪曲历史，吹棒权贵，党同伐异的史书，应该列入“秽史”之列。
    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刘知几可谓走的太远了。但是，在中国史学史上，他并不是对过去史学系统地表述怀疑主义的第一人。他在中国史学评论史上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他曾尝试确立区分史料真伪的标准。大致说来，刘知几对史料的鉴别有三条标准：其一，材料本身的自相矛盾性（internal inconsistency）；其二，与其它更为可信的材料相矛盾；其三，材料内在的不可能性（inherent impossibility）。这些标准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刘知几在运用这些原则时常常显得支离未节，无疑这是由于他缺乏系统的校勘学技术以及什么是内在不可能性的概念的缘故。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也有着中国史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不足，即只注意某些个别的问题，而没有把历史事件作为一个联系的整体来看。尽管如此，他对传统权威的大胆怀疑，他对历史认识中可能性的执着意识，还是值得称赞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刘知几一直受到后人的谴责，因为他推崇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史，而贬低以《史记》为代表的通史。诚然，他对史书年代断限的强调，甚至已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但是，他的《史通》——一部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性著作，却仍然是通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史通》中并不以王朝的断限来划分历史阶段；而是以“上古”、“古代”、“中古”和“近代”这样相互连接的时代来划分历史。他的所谓“上古”指周代早期以前；“古代”指春秋战国时期；“中古”指两汉时期；“近古”或“近代”指从三国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总之，刘知几致力于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来看待从黄金般的三代向近代衰落的历史。他特别把“近古”作为一个颓废时代。当然，刘知几对中国历史的这种时代划分，并不是为了空谈理论，他这样做是期望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中来认识近代历史的长处。他给予最高评价的史家学之一——《隋书》的作者王昭，就是“近古”时代的人。他痛斥《魏书》的作者魏收，但对他改变过去正史的编次而将书志置于列传之后的做法，则予以表扬。正如他的现代传记作者傅振伦所说：“子玄先生评骘前史，多就事立论，少参以主观的批评”，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刘知几对史学研究有着终生的热情和独立的见解。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后者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自己也正是为这种少有的历史见识所鼓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阻碍他的天才自由发展的中国官方史学中强大的传统因素，却很少受到他的影响。尽管唐玄宗表彰过他，其友徐坚也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即《史通》——译者注）于座右”；但是，《史通》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对前贤毫不忌讳的批评，却激怒了那些平庸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