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富有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方法
    比起梁启超进化论的历史观来讲，他的历史研究法更系统、深入，影响深远，今人仍在津津乐道，大力提倡。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3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课，后整理成书，成为百年来史学界必读书之一。梁的总体思路是将历史研究看作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主体的研究水准。所以，作为主体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尚的研究目的、高水平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的研究手段。
    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即指导思想。他认为，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尽心力，不会有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等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九通及九种记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5页。 ）这段话用今人的口气去说，就是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梁认为以往的许多历史研究不是为今人，而是为古人；不是为生人，而是为死人。结果费力巨大，于世无补。他大力呼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 122页。）。强调历史研究应着眼于现实，而不是过去。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白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只能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知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1页。）。总之，梁启超所规范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为标尺。
    在梁启超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获取新意义、新价值。所以，梁的见解具有开先河的创造意义。但是，由此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历史本身的价值问题；二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历史而言，过去的死的东西，其活力何在，意义何在，应该说是由现实的需求来决定。当现实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回顾历史，才会从过去死的东西中找到新意义、新价值。于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就成了史学工作者老生常谈的大问题。是现实规范历史研究，还是超越现实进行“纯史学”探讨，始终难以科学地回答。梁启超在论述历史研究的目的中，实际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没展开。
    在强调历史研究目的性的同时，梁启超特别重视史家的自我素质。他在吸收刘知几、章学诚等前辈治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史家的素质归结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
    所谓“史德”，就是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梁认为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对历史不能公正、客观、准确地去记述，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真实地去评论，则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有害社会。作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实的态度，是起码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梁启超说：“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4页。）史家常犯的毛病，如夸大、附会、武断等，首先去掉，然后克服主观主义，像天平一样的史德即可慢慢形成。
    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的广博的知识。梁认为研究历史所需要知识太广了。类凡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科技、法学等都需融会贯通。但利用广博的知识去进行历史研究时，还应求专、求精，力戒大而杂，最好先做专门史，再逐步扩大，循序渐进。平时还要勤于抄录，注意练习，逐类搜求，下苦功夫，这样才能日见成效。
    所谓“史识”，是讲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梁启超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实验的观察，历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的关联。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同时要有怀疑精神，不要为传统所制约；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为个人成见所左右；要敢于自我否定，发现错了就更正。这样天长日久，就会形成超出一般人的历史观察力。
    所谓“史才”，指治史的技巧，偏于写作方法。梁启超注重的是论著写作中的组织，包括剪裁、排列等，还有文字功夫，即文采、简明、准确等。一般人认为养成好的史才要多读、多写、多改，梁则倡导“多读、少作、多改”。一字之差，反映了梁启超求精的写作愿望，也是对他多年创作生涯的一种反思。
    史学工作者有了明确的目的和基本的素养之后，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手段，否则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果。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求史料，二是出论点。求得真实而丰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切都无从谈起；史实错了，被假象所迷惑，南辕北辙，费力不讨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但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科学的论断则更有意义，也更难。所以，梁启超颇注重史家如何获取论点的研究。他多次强调，一个好的史家，不仅要说明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讲清历史变化的因果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特别要注重社会特性、社会心理和个人性格原因的分析。梁启超指出：“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变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 、 122页。）梁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探讨，是他信奉的“心力论”所决定的。梁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轨迹，人的活动受心力支配，人类永不满足的追求绘出了多彩的历史画面。人的心力是永不消灭的一种动力，一代一代反复出现，历史才不会中断；人的心力又极自由和难以捉摸，所以历史现象极为复杂；人的心力同时受到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往往不能随意表现，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时常矛盾；人的心力又总是活的、跳动的，历史也随之总不会僵化和停止。心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历史研究的辩证性和复杂性，一步到位的史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梁启超总是强调要先作专门史的研究，然后触类旁通，步步扩展。他还特别希望引进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历史背景即时势的分析，注重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探讨，尤其热衷于“心”与“物”辩证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己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人对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一穷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异”（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122页。）。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关系，如集团、阶层、阶级、民族、党派、国家等，这些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势力，梁启超一再呼吁从理论上找出因果关系，加以科学的说明。由此不难看出，梁的历史判断方法，是多元的、系统的、开放的。
    总起来看，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清楚地论述了史家这个主体和历史这个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分析了创造历史的一般过程，比较系统地构筑了历史研究的要点和基本程序，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