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近代史上思想界的舆论骄子，曾留下多方面影响。其中最为重要者之一，应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思想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从而清晰辉映出他作为近代化文化启蒙先知的英躯。
    一、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大量接触和阅读西方的书籍译作，“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86页，中华书局，1989。），从而逐渐脱离康有为的影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1898-1903年间，他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西学，批判旧思想，竭尽一己之力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其中又以民族主义的启蒙宣传最为重要。
    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西方，其最大特点是与民主主义的结合。近代的民族主义乃是与民主主义结合而成的新型政治民族观，它的出现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在中国，较早接受这种思想并大力予以宣传者，梁启超是最值得注意者，如他在介绍以卢梭为代表的平权派国家思想时谓：“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9页。）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相关的新型民族民主思想，它有别于旧式的传统民族观，是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这种民族主义，梁氏又名之为国家主义，是其东渡日本受到欧洲、日本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其自信：“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9页。）
    一位西方史家曾如此概括欧洲历史的发展，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的历史，中世纪史是普世世界国家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注：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同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所以，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出现，可视为世界历史发展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梁启超恰是从此意义上去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他指出，中古以前，欧洲政治家常视其国为天下，即所谓“世界的国家”（即普世世界国家），因而爱国心不发达，真正强盛的国家不能出现：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日兴，故“民族的国家”相继建立，“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11页。）。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16世纪以来欧洲的发达及世界的进步，全归因于“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4页。），就是说，一部欧洲近代史，可归结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其中尤以民族主义可视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他又用民族主义去分析观察近代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1901年，他在介绍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的变迁时，曾划分为过去、现在及未来三个大时段，并重点介绍了现在，现在又包括“民族主义时代”与“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运用此观点去观察当时世界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19页。）即谓欧美列强已由民族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亚洲各国则由于身受欧美列强的侵略，已开始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这样，梁氏既正确地分析了民族主义产生以来对近代世界史的巨大影响，也正确观察到它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走势。
    由于梁氏视民族主义为近代化的一种标志，因而他提出：“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2页。）即谓民族主义是发展为近代国家的必经阶段，不可缺少，也不能逾越。民族主义对近代国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何为民族主义呢？梁氏释曰：“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此殆中国近代最早给民族主义做出的解释性定义。梁氏首先注意到共同血缘、尤其是共同文化联系的重要性。其次，独立自治、完备政府、谋公益、御他族几个关键词，正确描述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及职能，从而反映出梁氏对西方政治制度了解之深入。同时，借助历史经验和西方列强走过的辙迹，他断言民族主义发展至一定阶段，必然要演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发展至19世纪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4页。）梁氏此处把民族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解释为民族主义之发达，引致国民实力充溢于内乃至不得不发泄于外的结果。其实，此前他早已指出相似的事实，即由于欧洲科学与工业的发达，导致国内生产过剩之患，于是列强竞向海外寻求争夺殖民地市场。（注：参见《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梁氏上述的认识，一方面使他对蓬勃旺盛于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怀有好感，尽情赞颂，如谓：“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0页。）即把欧洲在19世纪取得的成绩，皆归因于民族主义的发展生机，并予以盛美赞誉。另一方面，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厚集国力扩张属地”的侵略政策，大不以为然。但他又指出，近代的西方列强，几经演变终“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3页。）即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势。此外他早就感受到，近代始于欧美诸国的民族竞争，有别于历史上所有的扩张争夺，因为这种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即这种竞争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目的或动力，而是身为国民者在为自家的生存利益，主动进行的自觉竞争，因而这种竞争“终古无已时焉，鸣呼！危矣殆哉，当其行者，何以御之！”（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59页。）即这竞争不仅是可怕的，激烈的，同样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那么，只有面对和正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族竞争，并寻求正确的应对之策。如他为此撰写《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并首揭其宗旨谓：“本论宗旨，在综鉴现今世界各国之大势，推原其政略所从出，及其所以集势于中国之由，而讲求吾国民应变自立之道。”文中乃以“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为论题核心，考察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其结论实可归纳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页、35页。）
    总之，梁氏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和介绍，是为搞清西方列强发展的来龙去脉，以为振救中国而寻求良策，其最后的结论是，必须追迹西方，以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方可抵御帝国主义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