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最终选中史学，作为其启蒙教育国民的学术思想工具，因此假手梁氏开始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如果说1901年撰《中国史叙论》时，尚未形成其关于史学性质功能的清楚认识，那末在1902年撰写《新史学》时，已形成这方面明确独到的系统见解，即利用史学提倡民族主义，激励国民爱国之心，以适应时势而自强竞争于优胜劣败的世界。如他针对西方提出，史学“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有鉴于此，他有意在中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可见其利用史学于启蒙国民的宗旨极为明确。故他在指陈旧史的四弊二病及恶果三端时，一一明析其遗误国民之害。他发出史界革命、以振救中国的呼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逐不可救。”（《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综之，梁氏利用史学于启蒙国民的目的十分清楚，即利用史学提倡民族主义，激励国民爱国心，增进自强意识自立于民族竞争的世界之林。同时据以上所引梁氏之言，隐然可见其新史学的提倡，与其新民的思想宗旨实互相配合呼应。
    在《新史学》中还有一极为值得注意的内容，即其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的题目下，大谈古今的民族发展与民族竞争史。首先，他把民族发展与民族竞争视为历史的核心问题，他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日益昌明……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故失叙述数千年来各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注：《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1～12页。）按其所言此极端之论，除种族与民族间的竞争之外，则别无所谓历史。其二，历数西方自哈密忒、沁密忒乃至阿利安以来的民族盛衰兴亡史，并假借正统之喻，比说西方上古以来的文明转移与民族兴替。所有这些，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揭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来，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加强国人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竞争意识，并突出史学的国民资鉴功能。（注：其后梁氏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历史乃是提供给“国民之资鉴”。）总之，由于民族主义的启发，文化传统的地位突显出来，使梁氏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的学术思想工具，由是有“新史学”的产生，亦即史学近代化亦由是开始。
    梁氏的民族主义研究，最终导致他以史学为首倡，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发起近代化的研究探索。这对20世纪初的学术界，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首先，20世纪初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已成一时热潮。“据统计，仅1902年到1905年四年间在国外创办的报纸杂志有30多种，这些报纸杂志介绍西方民族主义，阐述民族主义基本原理，并揭示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的事实，着重说明中国实行民族主义、振作民族精神、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注：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186页，人民出版社，1995。）梁氏虽非反清革命论者，但此前他已开始的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同梁氏的研究有关系的。其次，20世纪初开始形成以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为宗旨的学术文化近代化思潮，溯其原由，几皆与梁氏的影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国粹派。国粹一词，舶自日本。而日本的国粹一词，乃从英文翻译而来，明显是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文化意识。梁氏受日本影响，最早使用国粹一词，而且在1902年秋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可见梁氏曾有意用“国学”、“国粹”等名目涵容的传统学术思想，作为启蒙国民意识的工具。但后来却选中史学而未揭出“国粹”的旗号。继之国粹派兴起。虽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要是接受源自日本的国粹思潮的影响，但若仅就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一点看，其思想宗旨未必不是从梁氏那里间接受到启发。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国粹派主将章太炎曾说：“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225页，中华书局，1977。）从国粹派的这些言论宗旨之中，不难看出梁氏弘扬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的思想影响痕迹。1919年，胡适连续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文章，正式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并概括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指导原则，希望对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加以整理。整理国故的号召，在当时学界曾引起相当的响应。据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受章太炎的影响所致。（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实，若细细寻绎其根由，仍应与梁启超的影响有某种关系。
    梁氏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的初衷，源于维新运动中萌发的近代化政治渴求，但其结果却使这种政治渴求转化为文化复兴的宣传与实践。因为其研究结果所得的结论是，民族主义精神根源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由是引发其国民启蒙的设想与史学革命的提倡。其立意是从本族的文化传统中去开发近代化的学术思想资源，这其中应包括梁氏对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学及日本国粹派思想的借鉴。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结尾提出，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仅数年，就使西学披靡日本相比，中国经四五十年才出现一博通中西的严复，这是西学输入不利的重要原因。梁氏接着推论说，随着西学输入日昌，必使国学得复兴之望；而真正能在输入西学方面有所作为者，必是深于国学者。这就使梁氏对文化的关注，更多集中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方面。由于这种认识符合中国的文化国情，于是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国粹派兴起到整理国故思潮的蔓延，都可视为此认同的具体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厚，是无法令人视而不见的。而对此深厚传统情有独钟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文化使命亦早经夙定。尽管近代的科学救国之梦曾激励一大批青年人，并且促使他们出国留学攻读自然科学，但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却不能忘情于甚或是皈依于传统学术的研究整理上，其著者如严复、胡适、傅斯年、郭沫若乃至鲁讯诸人。（注：有的论者也曾注意到类似现象，如郑师渠举出留日学生刘永图、宁调元的例子，见《晚清国粹派》，31页。）何以解释此现象？除去中国文化自身所具的巨大魅力外，还与国人以保存民族文化自期的民族责任感有关，梁启超所谓“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注：《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页。），决非虚言。此外，以复兴中国文化的形式为近代化再造民族文化的根基，已成为当时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其思想上的原因与梁启超相似，即多是从高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受到的启发，而其中要以梁氏为此思潮中的先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