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追求新意的史学论著
    梁启超的学问多在从政之余或无官可作的时候作的，但作的很好，特别在史学方面颇有成就。凡中国史、世界史、人物传、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济史、宗教史等，都写下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的基本特点，是实践他的进化论史观和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法，在求得新意的前提下，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其政治理想，以充分发挥历史在开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中的作用。
    首先，梁启超很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梁的不少史著，都是研究他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他皆有极中肯的评说。戊戌政变发生后仅一年，他就出版了《戊戌政变记》，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政治倾向和成败得失，是难得的专著和史料参考书。1922年，他应《申报》之约，写了《五十年中国进行概论》，十分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演变，可以说是这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总纲，其中的许多观点，如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来概括近代中国人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等，至今仍为史学研究者所采用。他满怀激情写的《李鸿章传》、《康有为传》等，就是他身边活的人物，通过对这两个大人物入木三分地自由评论，再现了多半部中国近代史，今人仍在争相参阅。梁的世界史论著，更着眼于当代。他的《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超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欧洲战役史论》等，通过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揭露以及对这些国家亡国原因的分析，向国人昭示：1.如果不团结起来，爱国救亡，就会亡国；2.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彻底改革，同样不可能保家卫国。梁启超的这些当代史论著，给那时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其次，梁启超重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梁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对文化理论、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和方法都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一则其文化史的设想太大，是一种大文化概念，几乎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作起来太难；二则其活动太多，无时间投入写作。所以，写出来的仅有字数不多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梁在这里试图从最基本的婚姻、家庭、宗族、姓氏、乡村、都市、族权、皇权、阶层、阶级等入手，通过揭示中国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法关系、人伦格局，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机制，角度很新，遗憾的是仅开了个头。不过，梁对狭义的中国文化即精神文化则有不少论述，特别是对奠定中国文化格局的先秦思想文化以及使中国文化发生转折、再生的清代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孔墨以后学术概观》，对孔、孟、墨、老、荀以及春秋、战国、秦的思想、学术、文化模式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等，将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的三百年视为思想界、学术界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结合他的亲身感受，分析了中国文化走向，成为既有学术价值、又具时代指导意义的名著。此外，梁启超因为酷爱佛学，对中国佛教史也写了一些有水平的著作。总之，梁关于思想文化史的论著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他是为表述他的文化观念和开民智而写的。
    第三，刻意研究进步尤其是革新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很喜欢评论历史人物，他总是从时势、因果、家庭、思想、心理、前后比较以及中外对应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去了解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他极富感情色彩，往往和古人同喜、同悲。但他研究的多为正面人物，目的是以正气激发民族的斗志，以革新人物说明其一生追求的改革、变法的合理性和艰巨性。他写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和《王荆公》、《管子传》以及《匈加利爱国者——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儿》、《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都在以历史人物弘扬一种奋发向上和革新进步的精神。而且，梁写人物传记，不求全，只求精，特别注意写出人物的个性，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读来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梁研究历史，真正做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沟通。他的史学论著之所以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