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文献学价值久已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公认，近百年来此项研究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众所周知，文献的积累从性质上讲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旧文献的保存和新文献的增加。衡量文献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尺度之一则是版本的流传。考证版本流传应顾及到的问题很多，举凡文献的最初写作、“物化”成书、录副转抄、雕版印刷、流传普及等诸多过程均在考求之列。就《秘史》的文献研究而言，洪业等前辈已刊布考证精审的论著，笔者难能望其项背。本文旨在梳理研读《秘史》和元代文献时所得些微收获，就其写作过程问题略陈拙见，以求方家赐教。
    在保存古代蒙古族口头文学的丰富遗产方面，《秘史》远远超过了后世的任何一部书面创作。第一卷由68节构成，其中记载了苍狼白鹿的传说、阿阑豁娃的传说、孛端察儿的传说等，概述了蒙古民族的产生以及氏族部落形成的历史。《元史》叙蒙古先祖自朵奔蔑里犍始，《秘史》则从苍狼白鹿到也速该共列22世，较之前者多出11世。对此，清末学者洪钧曾写道：“朵本巴延即脱奔咩哩犍。本纪叙帝先系，始于此人。据此数语观之，当是蒙古国史亦始此人，而《元史》本之。自此以上世系，当是传述得之，故《元史》之世系少，而《秘史》、《蒙古源流》之世系多。”[1]存细研读《秘史》，对照前后自然会发现第一卷的68节文字从总体上看事迹无多，叙事也颇为简约，具有明显的传说特征。从第六十九节开始直至结束，叙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各氏族部落，建立蒙古帝国以及西征、窝阔台继承汗位的史实，使叙事和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由282节文字构成的《秘史》中，这部分内容占去4/5的绝对篇幅，除了一定分量的诗歌外，基本上都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巴·布林贝赫教授指出：“《秘史》中的诗歌不是镶嵌诗，而是与散文部分融为一体的韵文；《秘史》的叙事不是单纯的叙事，而是与韵文相得益彰的散文。”[2]《汉书》、《后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传统史书尽管在内容、体例上或有差异，但其历史叙述的模式是相同的。就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纯客观的、近乎千篇一律的记述，基本上见不到文学的因素。《秘史》则不然，它是一部融历史、文学二者为一体的经典著作，与汉族传统的史著迥然不同。因此，清朝初期的目录学家黄虞稷在编撰《千顷堂书目》时将其归于国史一类，另加著录，以别于正史、杂史等；倪灿还据原著中的纪年方法作出“盖其国人所录”的推测。
    目前，在《秘史》研究领域尚有几个久拖未决的悬案，学者们对诸如何人、何时、用何种文字撰毕《秘史》等问题未能形成趋于一致的看法，歧见叠出，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在上述诸问题中，何时撰毕《秘史》的问题，从文献学角度讲，亦即其“物化”的时间问题是较为重要的问题。
    原著的第二百八十二节，即最后一节全文如次：“大聚会正在聚会，鼠儿年七月，各宫帐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方），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留驻之时，写毕。”[3]对于这个鼠儿年究竟是哪一年，学者们又提出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丙子（1276年）等猜测，并且都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依据。庚子说是清代藏书家鲍廷博首先提出的。他在《秘史》十五卷抄本最后一节的眉批上写明了这一看法，由于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于1962年影印出版了这一抄本，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因而庚子说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9年6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世界各国在《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活动。1990年8月，国际蒙古学协会和蒙古国科学院在乌兰巴托联合召开了《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在事实上也是对庚子说的认同。如若仔细加以思考，我们会从上述诸说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秘史》的写作是“一次性完成”的。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则是“非一次性完成说”。清朝末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丁谦首次提出《秘史》撰于戊子年，即1228年的观点，同时指出太宗窝阔台的事迹是嗣后附益进去的。日本国学者那珂通世、我国学者姚从吾等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称正集十卷撰于成吉思汗时期，续集二卷乃窝阔台时所续纂，甚至还有人认为元朝至元年间增纂了《秘史》的续集部分。
    《秘史》是蒙古帝国黄金家庭的秘籍，假设它就是“一次性完成”的，那么也要有一个搜集资料、撰写、修订的过程。如系“非一次性完成”，它的写作过程就会更趋复杂。笔者以为，如欲探究“秘史”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理应将写作过程这一中介环节纳入研究视野。这里必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材料，均须分别加以审慎地考证。首先，我们要认真研究《秘史》的内容，尤其是叙事模式，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为立论提供依据。其次，还须参互观照与《秘史》相关的历史载记，特别是《元史》中的本纪以及与其有密切关联之文武大臣的列传、碑版文字，将其援用为考据的佐证。检读《秘史》，其所叙述的历史内容颇有前后抵牾，颠倒时间和混淆地点的舛误。从叙事模式的角度看，其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补充叙述
    《秘史》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是以时间的先后为序的，故我们依据其基本的叙事方法称其为编年史。然而在该著中不时出现民间口头文学特有的解释性或补叙的语句。兹举数例如次：
    1.“朵奔蔑儿干在那里娶豁里--秃马惕（部）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之妻）在阿里黑--兀孙所生的女儿阿阑·豁阿的经过是这样。”（卷一，第九节）
    2.“也速该娶来诃额仑夫人的经过就是这样。”（卷一，第五十六节）
    3.“因为是擒来帖木真·兀格之时生的，就起名叫帖木真。”（卷一，第五十九节）
    4.“孛斡儿出在别勒古台来到之后，连对他父亲都没有说，就骑上（一匹）拱脊的甘草黄马，在马鞍上捆上（一件）青色毛衫，和别勒古台一同来了。他前来做伴的经过如此。”（卷二，第九十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