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思想。
    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回到香港。第二年王韬与黄胜（字平甫）--中国近代最早的三个留美学生之一，买下了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开始从事出版事业。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刊《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这是我国最早的民办报纸之一，内容大致分为新闻、广告和杂文三类，其最大特色是在每日的“中外新闻”栏目中登载“论说”一篇，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这些“论说”，多出自王韬手笔。由于在香港不受清朝政府的干预，王韬通过“论说”议论时政，介绍西学，抨击时弊，鼓吹变法，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他作为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的地位。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而能长期存在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实自这家报纸开始。容闳在上海没有完成的事业，王韬在香港完成了。”而且作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也“只是由于生活在香港，这才得以实现他办报的主张”。（注：李牧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页。）
    通过《循环日报》，王韬反复宣传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鸦片战后中外立约通商以来，泰西各国通商中土，有如咫尺，实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固非闭关自大之时。欲采取深闭固拒的政策，必误天下苍生，只可因势利导，万无杜绝驱除之理。这种变局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的机遇。把握机遇，关键在变法自强。变法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尽取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他主张取法泰西，以富强为治民之本，要与民共其利害，同其忧乐，要扩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交通运输，开发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其利皆公之于民。他还主张效法泰西“君民共主”之治，努力消除君民之间隔阂，不犯民、不虐民，不欺民，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应先期告民，务使上下情通，君民共治。王韬大力宣传废八股，变科举，兴实学，育真才；同时主张克循条约，结好远人，不卑不亢，讲信睦邻。他强调要了解中外事故，通中外之情。作为一个力主改革的维新思维家，王韬关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的思想以及在公开赞成采用西方的许多政治制度方面，比其他人走得更远。1882年，王韬把他发表于《循环日报》上“多言洋务”的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当年在香港出版，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负盛名的《韬园文录外编》。
    三
    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的神奇变化和迅速发展颇有切身的感受，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对英人有效治理香港的客观记述和赞美之词。但是，王韬毕竟是一位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助译中国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也好，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也好，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身在香港，心系祖国，对自己因“黄畹上书”事不幸“{K3I202.jpg}罹奇祸”而成“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感到深深的遗憾。因此，身居香港闹市，却“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自云“老民虽流徙遐裔，僻处菰芦，而睠怀家国，未尝一日忘”。（注：《韬园老民自传》，《韬园文录外编》卷11。）晚年离开香港， 定居上海，成了他最终的归宿。
    据记载，王韬“居香港时最久，自号‘天南遁叟’，颜其读书处曰‘遁窟’。屋不甚轩敞，顾后枕山麓，前俯海峤，估帆番舶，时往来于眉睫间，亦足豁胸臆破岑寂也。几上书籍，鳞次纷积约寸许。秃笔数十支，颠倒横陈，著作其中，析经义，讲词章，旷览古今，发为伟论。”（注：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54页。）这段记载反映了王韬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一般状况。
    王韬避居香港期间，曾留心考察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他以香港僻在一隅，记述者罕，故而勤涉书史，旁诹故老，延访遗闻，调查研究，在居住香港3年之后，写成《香港略论》一文，除简要介绍香港的地理、 土著居民的来历和住港华民的风俗习惯外，着重记述了英国治理香港的措施与成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的20多年中，香港已经从“南徼濒海一荒岛”变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颇具规模的东方“雄镇”。英国在香港“设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详”、“赋税之繁旺”、“教民之勤恳”、“游历之地咸备”都令王韬大为感叹。他特别关注那些不同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事物，例如，他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欺无妄滥。”再如，王韬注意到香港发展起来之后地价昂贵，“寸土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但却不忽视文化娱乐场所的建设，已建成有“周约二十余里”的赛马场和“广袤百顷”的公园，每岁孟春和煦之时，在赛马场举行赛马，“士女便娟，其集如云，远近趋观，争相赞羡”，公园之中，“花木崇绮，游人均得入览。”王韬更注意到，香港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价值观念，在这里通商重于一切，金钱支配一切，“居是邦者，率以财雄，每脱略礼文，迂嗤道德”。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不设关市，无讥察征索之烦，行贾者乐出其境，于是各口通商之地，亦于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注：《韬园文录外编》卷6。）。
    王韬对香港变迁和发展的观察、研究与描述、宣传，表明他对香港所采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羡慕和向往的，因为这种制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明，较之当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落后状况，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王韬才能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心态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倡导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以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这一事实表明，香港在鸦片战争后成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