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透过日本在上海所办学校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创办学校完全不是他们所标榜的为了中日文化交流，为了中日相互提携，为了日中贸易，为了保全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日本侵华服务。
    1884年创办的东洋学馆尽管培养的学生很少，但是，它不仅开创日本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先河，而且为后来的学校培养了骨干，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汉口乐善堂是甲午战争前日本第一个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从事调查活动的机构，他们留给后人的《清国通商综览》，对日本研究清末时期的中国问题极具参考价值。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就是遵循汉口乐善堂人士的活动模式而进行的，《支那省别全志》也是模仿《清国通商综览》的编纂方式。可以说汉口乐善堂对东亚同文书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培养贸易人才为借口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强调通过贸易达到中日提携，其实质是在于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加强日本的经济力量，为强化军事力量而铺路。虽然研究所在中国只有三年时间，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几乎都志愿从事担任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等特殊任务。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继承汉口乐善堂所走的路线而设立，也是被公认为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书院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宗旨是从他们那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书院均是根津一一手操办的。
    东亚同文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处处显示了前面学校的影子，所不同的是，书院对中国的研究和调查更加公开化、系统化、全面化，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以及日本政府的特殊资助。1906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在参观完书院后，听得一位中国官吏说：“1870年，德法战争之时，德国人了解法国的事情要比法国人详细；现在日本人了解中国胜过中国人对本国的了解。”（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5页。）事实上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中国，回到日本的也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也可以说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近卫文麿曾特函书院，“战争以来，学生从军或协助皇军行动，对国家贡献很多。”（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5页。）这是最好的明证。留在中国的毕业生也几乎全在日军的特务机关或是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中服务，尤其是在满铁，毕业生多得难以统计清楚，学生之外，初创时期的森茂教授，是个著名的“大陆浪人”，1907年到满铁调查部工作后，参与了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注：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书院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作随军翻译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未直接参加侵华战争的，书院大旅行获得的调查报告，为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总之，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尽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纪念的一面，但是称其为日本侵华的帮凶毫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