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恕（道原）是我国北宋时期的第一流史学家，但是长时期学界仅仅把他当成《通鉴》的同编修，司马光的助手来看，也只是论到司马光或《通鉴》时，才附带提到他；即使有为他做专论的文章，也多是论他在《通鉴》书局中的地位、分工而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对刘恕的史学做一全面论述，不过由于笔者学识所拘，不免挂漏，尚仰方家教正焉。
    一
    刘恕的一生，只有47岁（1033—1078），幼年即颖悟俊拔，过目成诵，13岁时欲应制科，借《汉书》《唐书》阅读，月余而还。他讲《春秋》，大文学家晏殊亲率官属听讲，年仅18岁便中了进士。仁宗皇帝下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司马光：《刘道原十国纪年序》），应诏数十人，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刘恕回答得最好，为司马光所器重，两人从此交谊愈深。他先后做过钷鹿（今河北巨鹿）主簿，和川（今山西安泽）令，翁源县（今广东龙仙镇）令。为政“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绝豪狷，纤悉曲当，皆可为后法。”（《张右丞文集》卷三十三）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地方官。
    30岁时，同安焘、范祖禹等受诏校定《后魏书》，35岁时，被司马光选入《通鉴》书局为同编修，从此以后13年，一直到去世，他的精力完全都投放到史学事业上。
    他与王安石本来互相倾慕，自从王安石执政变法，因政见不合，两人产生矛盾，王安石相中他的才能，想调他去修三司条例，他“以不习金谷为辞”（《宋史本传》）推辞了，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王安石，毫不顾忌，从此两人绝交。刘恕的这一立场是他成为《通鉴》书局同编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刘恕在政治上作为不大，范祖禹在《墓碣》中说：“道原终身不治他事，独以史学高一时”（《范太史集》卷三十八）。
    对于刘恕在史学上的造诣，同代人已有定评。
    司马光在治平三年（1066）选刘恕为助手，上奏说：
    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
    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又说：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与共修书，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道原，光受成而已。
    张耒在《冰玉堂记》中说：
    其学自书契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晁说之在《九学通论》中说他：
    博极群书，兼该百家，得《六经》之体要，而不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崭然不可溷混者，史官之学也，刘道原而已。
    黄庭坚说：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复而不谬。（《豫章集》三十三卷）
    《宋史本传》称他：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上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错，最为精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