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恕为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刘恕是一位少有的史学家。
    刘恕的史学贡献，首先是协编《通鉴》，而且“功力最多”（司马光《乞官刘恕一子箚子》）“实系全局副手”（《鲒埼亭集外编·通鉴分修诸子考》）。
    从现在所见到的文献记载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想法，最早也是向刘恕透露的。
    刘恕对司马光宏愿，立即表示支持，说：“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通鉴外纪后序》）刘恕不但认为当时有修一部“历世大典”的必要，而且相信司马光可续《春秋》《左传》，而超越《史记》《汉书》。
    刘恕与修《资治通鉴》的贡献，还可从以下三点来谈：
    （一）与司马光一起确定了《资治通鉴》编修义例。
    刘恕在《通鉴外纪后序》曾记叙其初入书局时对义例的讨论。更多的讨论，在《通鉴问疑》一书中保存。《通鉴问疑》一书是刘恕次子刘羲仲根据刘恕的一些谈话记录下来的，都是司马光与刘恕“往复相难者”，集中了刘恕在书局中十三年一些讨论的主要内容。内容几乎都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
    讨论最多的是正统问题。刘恕和司马光一样，反对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但是，对于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几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指为僭伪”的主张提出了异议，主张“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破除“兴于汉儒”的所谓“正统之论”。
    司马光在刘恕启发下，提出：“魏、吴、蜀、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五代诸国名号均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之法。……周、秦、汉、晋、隋、唐尝混一天下，传祚后世……全用天子法。……刘备虽承汉后，不能纪其世次，不得与汉光武、晋元帝为例。”
    刘恕对司马光这一想法表示支持，从而奠定了《资治通鉴》以魏纪年，称吴蜀为主的史法。但刘恕又提出把晋元帝与汉光武相比不妥，原因是“晋失其政，五胡纷扰，天命不常。惟归有德。若东晋德政胜，则僭伪之主必复为臣仆，而东晋与诸国异名号并正朔，是德政不相胜也。吴尝称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东晋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诸国符健、姚苌，慕容垂等，与东晋非君臣，东晋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虽僭窃名号，皆继踵扑灭，其兴亡异于吴蜀南北朝，此黜之不当疑也。”
    刘恕又提出：“晋末平吴，与吴抗敌，宜如魏世用列国法，晋传于宋，宋传于齐，齐传于梁，梁传于陈，当用宋、齐、梁、陈年号以纪诸国事迹。陈亡之后，用隋年号。隋末平陈以前称陈主而不名，萧琮为后周附庸，与梁陈非君臣，梁不当名萧琮也。”
    关于称呼，刘恕建议：“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以后，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诸臣皆称卒。”
    刘恕的这些意见，司马光基本上都接受了。
    上述可见，治平三年（1066）四月以前，司马光虽然独立写成了秦以前八卷，但是关于全书的书法义例还未做过细致的考虑，只是与刘恕反复讨论，才明确定下来。
    （二）修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长编”
    刘恕在《通鉴》书局十三年，主要是做“长编”工作。那么，刘恕负责哪段“长编”呢？由于晁说之、胡三省、徐度、全祖望等学者记载之不同而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通鉴》设局编修19年之久，中间人事屡有变动，因而在不同时期的分工是有变化的。刘恕是个通史之才，不仅专长魏晋南北朝史，他还着《十国纪年》，说明他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有专长，因而完全有能力负责五代“长编”属草工作。司马光说：“梁以后者与道原”说明刘恕确实承担了五代“长编”。
    （三）做了若干考证工作
    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刘恕考证功夫之深：
    在和州时，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证旧史之误。
    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能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于归验旧史，信然。
    可见刘恕对史事谙熟是超乎同时代其它人的。
    再从《通鉴考异》中看，直接标明刘恕的考证成果地方也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