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晋纪》“汉改元建元”条，标有“同编修刘恕言”，用刘恕以刘雄碑考证的成果云：“《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
    唐末五代时期，标明用《十国纪年》的材料达四十五处，另外尚有六、七处是以“刘恕曰”、“刘恕案”、“刘恕以为”、“刘恕广本”等标出。这样，唐末五代总计就有五十多处是采用刘恕的考证成果。而直接用了刘恕研究成果，未做任何标明一定会更多。
    在《通鉴问题》中还保存了司马光向刘恕请教的八条史事。
    《通鉴》能够成为一部不朽的信史，刘恕是有大功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考证基础上还做了独具新见的分析。比如：关于均田制问题，他分析说：
    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农民常少，而旷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生，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言：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其意似指（以上疑有脱字）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通鉴问疑》）
    把均田现象的产生，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与战争和平、人口多少紧密联系起来，而不看成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简单的政治现象。这比欧阳修把均田比作井田的见解显然高明多了（陈乐素先生对此早有详论）。
    二
    刘恕一生除了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外，他还自撰了一些史着，发表了一些卓有见识的观点。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说：
    道原好着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谱略》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
    司马光把刘恕所着、所欲着之书，于此全部介绍了。这些着作都与《通鉴》有联系，可分两部分：《通鉴外纪》、《疑年谱》是《通鉴》的续前之书；《十国纪年》、《年略谱》以及欲着而未完成的《百官及藩镇表》是《通鉴》的续后。他“志欲笼络宇宙无所遗”，把《通鉴》续起来，成一贯穿古今的通史。
    可惜，除了《通鉴外纪》，其它着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十国纪年》显然是最重要一部。最早介绍《十国纪年》内容的是南宋的薛季宣，在其《浪语集》卷三十《叙十国纪年》中说：“刘恕《吴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后蜀史》六卷，《吴越史》四卷，《闽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汉史》二卷，凡《十国纪年》四十卷。”
    据王应麟《玉海》云“本四十二卷，今存只四十卷”这说明薛季宣所看到的《十国纪年》已非足本了。薛季宣接着对此书作了评价：“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史旧志远甚。然牵于多爱，泛取兼收，琐务中人，尚多记载。至其书发端不俟后言而见。”
    薛氏所指的缺点“泛取兼收，琐务中人，尚多记载”，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或许正是优点。
    晁公武对《十国纪年》也有评论，他在《郡斋读书志》卷七转引司马光“题后”云：“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晁氏又说：“长于考异同而短于属文。其书国朝事皆曰‘宋’，而无所隐讳，意者各以其国为主耳。”
    从以上诸家评论看，《十国纪年》是一部以材料丰富，考证精详，无为褒贬的史着，超过十国旧史和北宋人路振的《九国志》。
    我们从《资治通鉴》、唐末五代《考异》中看到司马光都是以《十国纪年》折中其它史着，这也充分说明了《十国纪年》确实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史书。
    对《疑年谱》和《年谱略》在《玉海》和《直斋书录解题》中均有记述，以《直斋书录解题》记述为详：
    （恕）谓《春秋》起周平、鲁隐，《史记》“本纪”自轩辕，“列传”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鲁隐，其间七十一年即与《春秋》相接矣。
    先儒叙庖牺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佑（应为熙宁，刘恕卒于元佑元年九月，未至元佑也）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谱略》。大略不取正闰之说，而从实记之。四夷及寇贼僭纪名号，附之于末。
    由上述不难看出，这两部“年谱”，意在求实取信，不为正闰之说，反映了刘恕一贯的治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