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12），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是传播西学的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正是由于严复的翻译和介绍，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才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时代内容，他不但重视西学理论的介绍，还投身办学、办报等形式的传播实践活动，促使旧式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不愧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严复的译著和传播西学的实践，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王森然在《严复先生评传》中称他是“西洋留学生于翻译史上有贡献之第一人；亦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并发明翻译书籍必遵照信雅达三个标准之第一人。其翻译之书籍，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皆有较大之影响”。（注：王森然《近世二十家评传》）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对严复在西学传播事业上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本文试图从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发端、传播西学的贡献以及西学传播的时代意义等方面作一评述。
    一、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发端
    （一）接触西学——福州船政学堂
    严复少年时代曾接受传统文化的私塾教育，后因父亲去世，只得中断学业。当时正是洋务运动由兴起到走向中兴的时期，使他有可能在中学教育之外有了接触西学的机会。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目睹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都败于水师，使他充分认识到，“欲除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水师不可；欲整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便在福州城外马尾选定厂址，成立马尾船政局，第二年又开设“求是堂艺局”，由接任的江西巡抚沈葆祯主管。“求是堂艺局”迁入马尾船政局校舍后改名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造船的“良工”和驭船的“良将”，专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学肆习”，首批招收105名。在当时社会，稍有名望和地位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科举“正途”，取得功名换得一官半职，象船政学堂这种以学习西洋技艺为主的学校，在当时是受人冷落的，因此报考的人自然很少，而且都是家境贫寒的子弟居多。13岁的严复因家道中落而辍学，是船政学堂给了他求学的机会，由于船政学堂免除学生的生活费，每月还发银四两补贴零用，将来还能谋一份差使，严复很感兴趣，他毅然报考，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一文总分第一的成绩入学。
    船政学堂在教学上采行分科培训，前学堂学习西洋机器和轮船制造技术，以法文授课，又称“法文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轮机，以英文授课，又称“英文学堂”。严复即就读于后学堂。严复自1866年入学至1871年毕业，五年中所学课程全部是西学范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严复在全新的知识领域中加倍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是船政学堂公认的高材生。毕业后的严复已经掌握了扎实的航海知识，接着又在“建威”、“扬武”等军舰上进行航海实习，其间北至我国北方沿海诸港和日本长崎、神户、横滨等口岸，南到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使严复掌握的西学技术真正学以致用，以亲身实践感受西方近代科技的奥妙，从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严复正是基于对西学的朦胧的认识，悄悄地改变着他的世界观，奠定了他日后留学英国时深入探求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术思想的基础，这是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源头之所在。
    （二）深谙西学——留英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便在兵舰上实习，在专业上没有再继续深造，这对于这位船政学堂的高材生来说，未免有些可惜。为此，船政学堂的英国教师德勒塞于1872年离任回国前特别提醒严复，“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德勒塞的一番话，让严复听来“闻之悚然”，（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感触颇深，增添了对无尽“新知”的兴趣。1877年1月，李鸿章、沈葆桢上奏清廷，提出派人亲到外国“窥其精微之奥”，在得到清廷允许后，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自然是首选之列。1877年5月，严复、刘步蟾、萨镇冰等十二人在华监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的率领下出洋赴英国深造，在异国他乡寻求国家富强之路。严复留学英国，先入抱士穆德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留英期间，严复刻苦勤奋，18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严复回国后要安排教习一职，故特批在英国继续留学一年，至1879年毕业回国。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繁荣昌盛的时期，身处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严复不以学习海军专业所限，广泛涉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对西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为西学的传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主要学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注：《严复集》第1547页）另外还学习电学、化学、铁甲穿弹、汽机、船身浮率定力、风候海流、海岛测绘等，而且“考课屡列优等”。严复留英期间，正是他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他在专业学习之余，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典章文物，花去很多时间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著作，通过对中西政治思想文化的对比，得出在中国有必要传播西学以求救亡启蒙的结论。当时清廷派出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严复极为赏识，严复的英文也相当好，能及时地将所学的心得与郭嵩焘相交流，以致二人常常“论析中西学术之异同，穷日夕弗休”。郭嵩焘评价严复说：“严又陵诘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7页。）他在离任前，曾极力向清廷推荐严复，“出使兹邦，惟严复能胜其任，”（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足见当时严复对西学已有了较深的认识。严复在留英期间还有机会陪同郭嵩焘游历法国，耳濡目染了英法两大资本主义强国的盛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十分羡慕处于全盛时期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它学员上英舰实习的机会，独自考察英国城市、议会、法院等运作情况，深入法庭“观审听狱”，尤其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从学习技术转向研究政治。他特别关注西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深受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赫胥黎的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搜读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为他后来传播西学的主题宗旨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