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尽管史学与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史学更多地偏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文化却反映着一定时代的人对自己创造历史的总体认识。本文拟从司马迁对当时历史、社会的认识入手，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述司马迁作为中华民族走向统一时代的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
    一
    由于只有突破研究历史固有的时空领域，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实际指欧洲文化）的比较角度来观察司马迁，才能得出他作为汉代中国文化代表人物这一重要结论，从而承认他的“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①的世界性地位。
    于是我们首先想到作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倾向民主政治，反对波斯专制制度，也轻视希腊的僭主制度、斯巴达寡头贵族政治，他用《历史》来证明：雅典人之所以作战勇敢，在希波战争中起了致胜的关键作用，就在于他们反对暴君专制，决心扞卫民主。《历史》的叙述文字流畅而生动，充满了荷马史诗的意境，正因为《历史》有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就，所以希罗多德长期被认为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但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相比，立刻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虽然从出身与人生遭际上看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司马迁所受到的打击迫害要比希罗多德沉重得多。希罗多德写《历史》时有较为优裕的政治环境，而司马迁是在屈辱与痛苦中度过了他的创作时代，因此，《史记》有远胜《历史》的人生体验。这样，希罗多德写《历史》，重在说明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重在宣传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重在继承荷马史诗的抒情纪事风格；而司马迁修《史记》，重在讲述他本人对历史的深刻认识，重在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用以说明自己认识的事实根据即历史资料，重在表达他个人爱憎分明的情感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的追求。所以，两位史学家人生遭际上的差异形成了作品中人生体验的差异，也就是写作目的上的差异，这是《史记》无论在规模的大小、认识的深浅、资料的广狭方面，都较《历史》占有明显优势的首要原因。其次，《历史》是9卷史书，而《史记》是130卷巨着。《历史》只记录了波斯帝国兴起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占领色雷斯的赛司托斯城这大约四五百年的历史，而《史记》记录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代大约3000年的历史。从叙述的地区幅员广度上说，《历史》讲古代波斯帝国和古代希腊即今南欧、西亚地区的历史，《史记》既讲今日中国，又讲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情况，《史记》胜于《历史》。从内容上看，《历史》以希波战争为中心兼涉各地情况，《史记》虽有注重政治的特点，毕竟反映了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思想、地理等各方面情况，并予以专门论述，《史记》超出《历史》许多。从形式上看，《历史》是刚脱离了纪事抒情史诗的编年史书，《史记》则是纪、传、书、表统一组成的纪传体完整体系。从思想性看，《历史》尽管是以记载人事活动为目的，对某些荒诞不经的传闻有所批驳，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但毕竟未彻底脱离纪事作家的史诗迷信观念，无法严格划清人神间的界限，占卜、神示、预兆、咒语、奇迹仍然充斥全书，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仍在决定人类的命运。《史记》则明确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强调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强调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者地位。《史记》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显然胜过历史。西方学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一种充满理性倾向的实践活动。这种凭借历史学家的理性思维而不是依靠神权解释的史学，曾是西方史学家为之而自豪的内容，认为这是摆脱了古代东方诸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希伯来神话传说影响的一种文明的进步。从西方史学家高度评价的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历史学人本主义理性倾向性来考察《史记》，可以得出司马迁的史学领先于希罗多德史学的结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仅仅包含了历史科学的因素，而司马迁的《史记》却奠基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而且具有现代历史科学的意义，即将历史学作为对人类活动的理性认识的科学。这是我们从历史学方面对司马迁的文化地位所作出的评价。
    再从文学方面看司马迁作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与西方文学家的差别。西方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是古希腊文学，一般以诗歌为代表，古希腊诗歌的最高成就是戏剧，正如希腊雕塑家塑造了清晰可见的人物的形象，戏剧家用语言文字绘出了人间的悲苦和人性的弱点，以及人与命运的抗争。雕塑家塑造了人的外形，戏剧家表现了人的内心。所以古希腊的雕塑和戏剧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体现了日益增长的人的自我觉醒的意识。为此，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艺术精神，曾是15世纪前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作为古希腊戏剧艺术的代表是着名的三大悲剧家，他们以自身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在戏剧中把人作为积极主体。他们发现了人所面临的宇宙与人世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称之为“命运”或“归宿”，实际是自然与人事之间的统一规律。三大悲剧家用其剧作表明：人在命运的制约过程中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尤其是有建功立业的权力；当然，人若做出错误的选择，也会为自身和他人带来灾难。三大悲剧家通过戏剧中人与命运的抗争过程说明：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任命运摆布的弱者，而是不断思考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不是要观众承认命运的不可逆转，而是要观众在这样一种抗争中感受到作为具有主体认识能力的人所具有的勇气、意志，从而承认面对强暴时人所应当具有的尊严。当我们将探索的目光从三大悲剧家的剧作移向司马迁的《史记》时，就会发现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与古希腊悲剧家塑造的传说神话人物异曲同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明三王之道”，“辨人事之纪”，“通今古之变”，原本是为了追求自然与人事之间的统一规律。《史记》所塑造的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多以悲剧英雄的身份活跃在读者心中，都充满了与命运的抗争，充满了具有主体认识能力的人所具有的奋斗精神。由于《史记》中的历史人物，以“考信”为创作依据，于是人物活动必须经过理性逻辑的检验，因此，较古希腊悲剧家来说，司马迁是将诗人的意志、史学家的洞察力。心理学家对人类情感的探讨、文学家的现实精神熔为一炉。所以，《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比古希腊的悲剧英雄更令人可信，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正因为古希腊悲剧家实际是通过神话传说人物来体现他们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而司马迁是直接描写现实、思考现实、干预现实，通过对现实的人的描写，而不是通过对神话传说的再创造来体现中国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价值，将“为政治的人生”与“为人生的艺术”宗旨，贯彻于《史记》的字里行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首创的人物传记文学在体现全人类的艺术精神方面，实际上领先于西方文学，甚至领先于古希腊的戏剧。在《史记》中我们能够发现与萨福、品达等诗人同样的情感，即生命尽管短暂、不幸，而且死亡终会夺去一切，但人仍然应当坚持不懈，追求高尚、完美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史记》中也能够发现爱斯库罗斯的悲剧主题，即个人与宇宙的抗争。在《史记》中又可发现索福克靳斯的艺术手法，使现实中的人物既有强烈激昂的冲动，也不乏温柔细腻的感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抨击现实的黑暗，表达对理想的追求，正是他对民族的热烈关注，这与最富于人文精神的欧里庇得斯不谋而合。司马迁进一步把对人类的关心与同情，发展成对压迫人的封建专制的勇敢抗争，这又是司马迁超出古希腊悲剧家的重要的品格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