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想从哲学思想方面，对司马迁做出东西方文化比较意义上的判断。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大致可以希腊化哲学为代表。尽管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力图沿赫拉克利特强调感官用途和巴门尼德重视理性作用的道路推进他们的哲学认识实践，尽管亚历士多德对知识和真实信念差别的判断还影响着希腊化时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但是，东方哲学的自然与人事统一性的神秘观念多少要渗入希腊化时代哲学家的生活。一般说来，西方哲学偏重于对自然的研究，中国哲学偏重于对人事的探讨，各有自己的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我们无法判断孰优孰劣，只能从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去观察各自的方向。希腊化哲学的主要代表有四派，其一是伊壁鸠鲁，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与原子的接触，灵魂也是由原子通过外部原子的作用组成。原子作用于感觉世界，对灵魂产生表象，当一项输入的表象符合一个一般概念和抽象观念时，就产生了感觉经验；伊壁鸠鲁认为所有的感觉都是真实的，是人认识判断的最终标准。其二是斯多葛学派，他们也认为事物将在灵魂上留下印象，但他们不承认所有印象都是真实的，而认为只有那些清楚而明晰的印象才是真实的。每当灵魂接受一个印象时，必须经过一个赞同过程，除非灵魂被印象所领悟，不然将无知识可言，或者说只有可领悟的印象才是真理的证明。其三是怀疑学派，他们强调错觉和发生错误的可能性，由于知觉总是与环境和知觉者有关系，所以形象或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其四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将与肉体对立的灵魂置于优越地位，灵魂通过知觉和记忆表现其活动，肉体和印象都是灵魂使用的工具；具有智力的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沉思“形式”，在“形式”之上则是最高的本原“太一”，与“太一”合一就是灵魂的目的。无论希腊化哲学怎样为中世纪哲学奠定了基础，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强调感觉经验却不能找到经验的起源；他们发现了错觉却不能鉴别错觉与领悟印象的关系；他们承认人的不断求知却又找不到求知的目的的标准；他们借助“灵魂”来表达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却又不知这种主体认识能力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会显示出作用。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强调的“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即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知”与“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哲学认识论上取得了领先于西方哲人的成就。司马迁如伊壁鸠鲁用原子勾划世界那样用道家的“无名”之“气”来勾划世界的物质性：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②
    司马迁发现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差别，但他不象新柏拉图主义者那样过高估计精神作用，他努力探讨了“神”与“形”之间的关系：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③
    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根据自然与人事间一些偶然联系，认为自然与人事间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重复了一些神鬼迷信说法，这自然是他的不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尊重自然与人事间有统一规律可循的认识论的形成。他参加了修改历法的科学实践，他运用唯物的自然史观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尽量用可信的人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反对用神秘的“天命”、“灵魂”来解释历史。司马迁所同情的英雄项羽战败时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指出他“自矜功伐，奋其私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④蒙恬在“沙丘之变”中被赐死，认为自己只所以屈死，是因为筑长城、修驰道时“绝地脉”，于是受到惩罚。司马迁一方面将筑长城、修驰道与秦暴政相联系，认为过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痛苦必然激起反抗，一方面批判了这种文过饰非的天命观。他说：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⑤
    正因为司马迁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过程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所以他发现了希腊化时代西方哲学家未能发现的经验的起源，求知的目的，认识发展的动力，以及判断知觉正误的标准，这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司马迁虽然也认为人需要体认“天道”，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但他绝不相信那种压迫人的不公正的“天道”，在《伯夷列传》中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尊重人生欲望的自然法则，认为人追求幸福的社会实践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富无经业，财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⑥。希腊化时代西方哲学家无法解答的世界统一规律在司马迁笔下是如此明确的答案。他重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但又指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多少发现了一点阶级剥削的内容，多少看到了一点人类不平等的原因，这又是他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对历史的考察所做出的对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思考和回答，形成了与希腊化时代西方哲学家偏重于闭门造车，进行经院哲学辩论的重大区别。
    根据以上比较，我们发现司马迁无论在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深度、表现力的强弱方面，都有超出西方同时代文化代表人物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时期的中国，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就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水平而言，也可以说居于世界前列。我们不应因为后来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开始落后于西方，从而否定中国文化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