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翻译西书，引进西学
    中国在甲午战败后，严复为了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曾致力于著书办报，抨击封建专制和旧学，为维新派呐喊助威。然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百日维新很快走向失败，为此，他开始转向译书工作，以便让中国知识分子能真正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原著，全面地、系统地认识西学的内涵。严复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只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他努力地将西学传播由物质的层面推进到思想文化的理性阶段，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技艺器物”等有形文化还要学习思想教育等无形文化，从此“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突破了甲午战前认为的“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一，第27页。）的肤浅认识。在这期间，严复传播西学的重要贡献便是翻译西学，对西方社会和整个欧洲文明“有一种总体的关注，通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翻译深化了这种关注。”（注：费正清：《中华民国史》）
    早在1896年，严复便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第一个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严复在译文中或按语、或解释、或评价，运用自如。卷上18篇，主要讲生物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卷下17篇，主要论述哲学和宗教问题。全书的主题是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他援引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落后思想，指出“天道变化，不主故常”，反对“任天而治”，无所作为，号召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要发愤图强，急起直追，不应坐以待毙，因此《天演论》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主流是十分吻合的，成为救国和革命的思想武器，严复为保国保种，变法图强，敲响了警钟。正如康有为所言，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25页。）
    1898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严复说：“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2页。）斯宾塞主张庸俗进化论和“社会机体论”，主张渐变，反对激变，认为社会的变迁是在很长时期内发生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在书中，严复仍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专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孙宝〈王宣〉在1903年读过此书后，便发表自己的感想，认为书中所载“欲以一二人之力，于旦夕间发令施政，求适合于民之性质程度，必不得也”的观点是正确的，“足让专制之必不可行矣”。（注：孙宝宣《忘山庐日记》第749页。）
    1899-1903年，严复又翻译出版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该书宣传功利主义的政治观点是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上的反映，在介绍西方自由学说的同时，“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1页。）
    1900-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经典著作。书中论述世界各国政治立法之利弊得失，以及法与教育、宗教、礼俗、道德的关系，严复评价《法意》时说：“此卷论中国政俗教化独多，而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见吾国所以不振之由，学者不可不留意也”。（注：严译《法意》第19卷，开头按语。）严复此书的目的便是借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严译《法意》时写道：“宪（立法）、政（行政）合而归之一君，或统之以一曹之官长者，其国群之自由失矣……又其国之刑权不与宪政二权分立，而与其一合者，则其国为无自由也。盖使刑权而与宪权合，是断曲直者，即为议法令之人，如是则是非无定，而民之性命财产，举以危矣。又使政权与刑权合，是行法令者，即为审是非之人，如是则断狱者，可滥其淫威，故曰无自由也”（注：严译《法意》第11卷，第六章英伦宪法。）。因此，严复大力倡导三权分立，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与自由。
    1900-1902年，严复翻译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逻辑精典作品，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在这部逻辑学书中，严复选译其前半部，介绍西方的思想方法、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归纳法和演绎法，严复认为，“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注：《严复集》第546页。），并在译文按语中大加赞扬，构成他传播西学的重要内容。另外，严复于1909年又出版了英国学者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是一本较浅的介绍形式逻辑的著作，由于该书是为了教学需要，其间加有译示和讲解，所以译文的“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已意”。（注：《严复集》第265页。）
    1904年，严复翻译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译作《社会通诠》。全书以进化论为主题，认为国家的进化经历三个阶段，即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类似现在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说。严复认为近代中国正处在宗法社会而渐入军事社会之际，“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注：《严复集》第615页。）故其政治观点仍是主张改良。
    1898-1900年底，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心思想是发展工商业和经济自由开放，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严复认为，中国要治贫治弱，首先要“致富”，视自由竞争为理想的、永恒的经济秩序，主张贸易自由、农工商均衡发展等，是“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的要书。
    严复的译著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都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融中学、西学为一体，结合中国国情，有目的有针对地选择，并加上按语和序言。既传播西学，又切中时弊，译书的过程便是再创作的过程，因而产生较强的社会效果，往往书出时“四方读书之子争购”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