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播西学——甲午战败的刺激
    严复在留英期间广泛汲取西学养份，并在中西对比中思考中国的时局，其眼界已超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但是，真正促使严复以传播西学的方法，唤起国人清醒，以达救亡图存目的还在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早在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时，正值日本吞并我国的属地琉球，为此，严复十分痛心地指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耳”，对时局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至此打破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天朝上国”梦。北洋海军覆灭，宣告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对此，严复写道，昔日“蕞尔小国”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注：《严复集》第7页）促使他在奇耻大辱中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对当局尤为不满，说过，“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所最痛心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所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他失声惊呼，“今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注：《严复集》第499页）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呼吁，“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从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注：《严复集》第166页）在严复看来，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唯有“变今之俗”才能求得生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严复集》第799页）因此，甲午战争促使严复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而当时用以变法图强的武器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学说，使严复下定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83页。）用自己的笔，借以唤起民族意识，敲响救亡的警钟，严复的西学传播事业由此进入实质性阶段。
    （四）钟情西学——科举仕途的挫折
    严复之所以选择西学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武器，一方面在于他在中西对比中对西学有深刻的认识，可以籍此作为中国救亡的良药；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科举仕途的失望。在严复所处的时代，人们视科举取仕为正途，通过科举作为晋身之阶，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否则便沦为平常的人而不受重视。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是武职正四品的都司身份，而总办必须由文职的候补道才可以充任，因此，严复始终只得以总教习的名义行使总办之责，这对严复刺激较大。无奈之余，他只得凑足银钱，捐得一个“选用知府”的头衔，这才顺当地当上总办。因此，严复曾写信给儿子严璩说：“自惟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欲搏一第，以与当局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注：《严复集》第1547页）这既说明了严复想借科举得一功名为官有作为，也反映了严复内心深处对科举取仕的重视。然而，严复平生曾四次乡试，均不及第：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和1889年参加北京顺天乡试；1893年参加福建乡试。四入科场空手归，使严复伤感万分，他在诗中写道：“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末流岂肯重儒术，可怜论语供烧薪！”（注：《严复集》第361页）他在失落中认清“平生贱事徒坚颜，穷途谁更重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注：《严复集》，第361页。）他将落第的原因归结为“当年误习旁行书”。于是，严复便由对科举的看重转而对八股旧学的愤懑，进而执意采用西学作为变法的武器，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此举“内实抒宿愤，外示昌新学”。（注：《严复集》，第368页。）可谓一语中的。1910年1月，清延钦赐严复为“文科进士出身”，与其说是对他学识的褒奖，不如说是了却严复终生的一大缺撼罢了。
    二、严复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
    （一）创办学堂，尝试西学
    严复大力提倡西学、宣传西学，并身体力行，为西学的传播作出努力，在这点上无疑超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严复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立政养才，移风启智是治本之举，他看到中西之间之所以存在差距，是因为人才匮乏，“人才因之以稀，社会因之以陋”。（注：《严群所藏残稿抄本》）他主张取消无用无实的旧学，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新式人才，以适用社会需要，他说，“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宣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让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摩”，（注：《严复集》，第565页。）因此，他极力推行教育改革，灌输新思想，培植新人才，创办以学习近代科学为主的各种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改革的高等学校的兴办作出贡献。
    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便在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他把在英国所学到的海军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优秀的海军人才，深受学堂师生的欢迎。其时，李鸿章正着手筹建北洋水师，丞需大量精通海军专业的各类人才，使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供不应求，为此，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新创办一所北洋水师学堂，就近培养人才。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成立，陈宝琛认为严复“器识宏通，天资高朗，可胜大任”，便向李鸿章极力推荐，让严复出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这样，严复于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便北上天津。身为总教习的严复将所学知识充分运用到北洋水师学堂的建设中，在课程设置上有中文、英语、数学等，并安排一定课时的天文、测量、操练等实践性很强的科目，专聘外国教练教授西洋水师操法，各科学习紧凑有序。“其习驾驭者，则授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微积分、驾驶、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项；其习管轮者，则授以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理、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修定鱼雷等项”。（注：张侠《清未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页。）该学堂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为此，李鸿章曾奏请奖励该学堂，其陈述理由为，“自开堂以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燠，未尝或缀。”（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册第505页。）严复也由此于1888年从总教习升任会办，1890年又升为总办。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洋水师学堂被迫停办，严复在此主政达二十年之久，共培养驾驶、管轮各六届毕业生210名，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注：《严复集》，第352页。）为民族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北洋水师学堂也因此成为严复传播西学的重要阵地。
    严复立足于北洋水师学堂这块宣传西学的讲台，并继续努力，扩大阵地。1896年他奉李鸿章之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培养俄文翻译人才，他兼任总办。同年，严复协助刑部主事张元济在京师创办并主持“通艺学堂”，其宗旨是提倡西学，培养维新变法人才，首批招收京官及官绅子弟四、五十人。“通艺学堂”共开设外语、天文、算学、舆地等课程，分设理科、工程技术等科，故严复为其命名为“通艺”。1898年9月，严复应光绪帝召见来京，特地前往“通艺学堂”去讲学，讲学内容为“西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由于内容新颖，连京城的很多官员都前去旁听，感觉大开了眼界。“通艺学堂”在戊戌变法后停办，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艺学堂”算得上是北京大学的源头之一。
    义和团运动后，北洋水师学堂停办，严复由天津迁到上海，但他热心教育事业，于1905年，又帮助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马相伯任第一任校长，第二年，马相伯前往日本，校长之职便由严复接任。严复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裁剪冗员，加强教学管理，“隔日到校一次，监督巡视。”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新学校，一时名声鹤起，“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注：《端方书》第582页）足见当年办学盛况之一斑。几个月后，严复以病弱体衰为由突然提出辞职，他的激流勇退之举，长时间令世人费解，此后不久，严复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出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此举更让人不得其解了。也许是严复与中国近代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吧！